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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红山玉文化五千年,红山文化已进入文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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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红山玉文化五千年,红山文化已进入文明时

 

近年来,辽西地区史前考古工作不断走向深入,使得我们能够从更新的视角探索辽西地区文明化进程,进一步论证红山文化是否进入文明时代这一重要学术课题。那么,红山文化在何时进入了文明社会?有何具体特征?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www.4858.com美高梅 1牛河梁遗址第16地点发掘现场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重大社会变革成为节点 《中国社会科学报》:红山文化的考古发掘及研究经历了几十年的历程,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考古材料。根据这些材料,您提出了红山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论断,这是基于何种方法?现有的考古材料如何证明这一点? 刘国祥:张光直先生的《论“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对如何研究文明起源的方法提出了十分重要的意见。他的研究方法对探索辽西地区的文明起源具有重要借鉴作用。通过对辽西地区不同阶段的考古学文化特征予以总结分析,可以确定辽西地区史前社会发生质变的阶段。 红山文化之前,该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经历了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两个重要阶段。红山文化之后,以小河沿文化为代表,该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经历了重要的转型期,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崛起及崭新文化面貌的出现铺平了道路。从聚落形态、经济形态、埋葬习俗、原始宗教信仰、手工业分化及技术水平、文化交流等诸多特征看,公元前3300—前3000年左右的红山文化晚期晚段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线,与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富河文化、赵宝沟文化相比,辽西地区史前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应为探讨该地区是否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节点。 此外,从红山文化的遗址分布、房址形制和聚落布局、祭祀性遗址的分布和布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等方面也可以看出,红山文化晚期晚段的辽西地区史前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已经步入初级文明社会。 《中国社会科学报》:红山文化历经1500年之久,它何时进入了文明社会?有什么具体特征? 刘国祥:红山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阶段是在距今6500—6000年左右,代表红山文化的孕育和形成期。在早期晚段,通过吸纳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红山文化在辽西地区正式形成。中期阶段是在距今6000—5500年左右,这是红山文化全面发展的阶段,开创了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繁荣期。晚期阶段是在距今5500—5000年左右,红山文化的发展进入鼎盛期,社会内部发生了重大变革。 红山文明形成于红山文化晚期晚段,距今约5300—5000年,辽西地区率先跨入文明的门槛,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部分,对中原地区的古代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红山文化与红山文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红山文明是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在红山文化基础上发展的高级阶段。其特点是出色传承、广泛吸纳、博采众长、凝聚精华;其主要标志:一是以建筑和玉雕为代表的高等级技术能力的出现;二是等级制度确立,玉礼制系统形成,特权阶层出现;三是公共信仰和祭祀礼仪系统成熟,以祖先崇拜、天地崇拜、龙图腾崇拜最具代表性。红山文明所揭示出的社会管理体系是神权和王权的统一。 农业发展为文化兴盛提供保障 《中国社会科学报》:农业生产的发展对于红山文化进入文明社会有何影响? 刘国祥:红山文化中、晚期,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渔猎—采集经济依旧十分发达,稳定而富足的食物来源为人口的迅猛增长和手工业的分化提供了基本保障。 在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富河文化、赵宝沟文化的经济形态中,渔猎—采集经济占据重要地位。兴隆洼文化时期农业经济已经产生,旱作农业系统开始形成。赵宝沟文化时期农业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为红山文化的兴盛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 从生产工具看,从小河西文化至红山文化,均发现成组的磨盘和磨棒,用作加工谷物的工具。红山文化时期出现了磨制更加精细的宽身、窄柄、尖弧刃石耜,其实用功能显著增强。在收割工具方面,从红山文化中期以后,才开始大量出现磨制的长方形或桂叶形双孔石刀。由此看出,红山文化中期以后开始出现了配套的掘土、收割、加工工具,农业经济的主导性地位得以确立。 从古环境资料看,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西部地区在距今6000年左右气候转暖,为红山文化晚期农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客观保障。此外,红山文化细石器加工技术十分成熟,除常见的细石叶和石核外,三角形石镞大量出现并广泛使用,助推了渔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红山文化时期的农业经济虽然占据主导地位,但渔猎—采集经济依旧十分发达,两者有机互补,开创出辽西地区前所未有的生业模式,成为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变革的重要因素。 确立独尊一人式王权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世纪以来,学界对于认识红山文化时期的王权形式有何新认识?是否有新的考古材料可以为之提供例证? 刘国祥:2002—2003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进行了大规模发掘。红山文化四号大型石棺墓(以下简称“牛十六M4”)的发现最为重要。该墓保存完整,墓葬形制别具一格,玉器的出土位置和组合关系明确,它的发现是探索红山文化晚期独尊一人式王权确立的重要例证。 这座墓葬的圹穴长3.9米、宽3.1米、深4.68米。石棺内壁长1.9米、宽0.5—0.55米、高约0.65米。石棺砌筑精致,是目前所发现的红山文化规格最高的一座大型石棺墓。 从随葬品来看,牛十六M4内随葬品共有8件,其中玉器有6件,分别为玉环3件,凤、人、斜口筒形玉器各1件,还有2件小型绿松石坠饰。随葬玉人、凤和斜口筒形玉器代表一种高规格的玉器组合关系,墓主人应是牛河梁遗址已发现的墓葬中生前社会地位最显赫的人物。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红山文化积石冢不仅是埋葬死者的茔地,同时也是生者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牛河梁遗址集坛、庙、冢于一体,是红山文化晚期规模最大的中心性祭祀遗址。被埋在积石冢石棺墓内的少数死者并非普通社会成员,生前应是掌管祭祀活动的祭司,同时也是掌管社会政权的统治阶层,死后成为被祭祀的对象。从牛十六M4可以看到红山文化晚期独尊一人式王权的确立,它的发现对于客观认识红山文化晚期的社会结构和所处社会发展阶段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原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3月18日)

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的早期发展阶段,玉器是贯通天地、沟通祖灵和神灵、彰显礼仪的核心物质载体;秦汉以后至明清,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进程中,玉器发挥了延续文明血脉、凝聚民族的共识等重要功能,成为中华文化的象征之一。

史前时期西辽河流域聚落与环境研究

  燕山南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于公元前9000——前2000年。转年遗存公元前9000-前7500年,小河西文化公元前7500-前6400年。西梁文化与兴隆洼文化时代大致相当,公元前6400-前5000年。赵宝沟文化与上宅文化和镇江营子一期文化约同时,赵宝沟文化公元前5500-前4500年,上宅文化公元前5500-前4700年。红山文化公元前4700-前3000年。富河文化约公元前5500-前3000年。后冈一期文化公元前4800-前3900年,早期与赵宝沟文化四期、红山文化一期同时,后冈一期文化中期和晚期与红山文化二期同时,庙底沟文化与红山文化三期同时,半坡四期文化与红山四期同时。小河沿文化红山文化四期出现,公元前3500-前2000年。水泉F18遗存与雪山二期文化、大城山T8②遗存约同时,公元前2500-2000年。

1935年,日本人发掘了赤峰红山后遗址;1954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尹达先生首次提出了“红山文化”的命名。红山文化研究多年来已成为考古学界中的显学。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红山文化发现和研究历程中,牛河梁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20世纪80年代初以前,红山文化研究的重点是文化内涵特征、源流关系与文化交流等领域,其中红山文化与中原仰韶文化的交流关系亦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牛河梁遗址的正式考古发掘工作始自1983年,此前经过调查和试掘,直到今天,田野考古工作仍在继续。2012年底,由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大型考古发掘报告——《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正式出版,系统刊发了20余年牛河梁遗址的田野考古发掘材料,对于深入推动红山文化与辽西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牛河梁遗址分布范围广达50平方千米,发现坛、庙、冢等祭祀和墓葬遗存,出土一批具有典型地域特征和时代风格的红山文化玉器,也使得红山文化玉器群最终得以科学确认,成为中国史前玉器发展史上第一个高峰期的代表。 以牛河梁遗址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器为参照,国内外博物馆早年征集、收藏的红山文化玉器的文化性质与年代得以确认,进一步丰富了对于红山文化玉器内涵的认识。 由此可见,牛河梁遗址的发掘和成组玉器的出土,使得学术界广泛关注红山文化与辽西地区文明化进程的关系及其对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所发挥的作用。这也就是说,红山文化晚期,玉器的雕琢和使用能够深刻反映辽西地区史前社会的重要变革,也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 红山文化玉雕工艺技术的飞跃性进步 史前时期玉雕工艺技术的进步是判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判定当时社会是否拥有高等级技术能力的重要实证之一。红山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承继了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的传统,在玉雕工艺技术方面具有明显的传承轨迹。 兴隆洼文化玉器是中国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玉器,将我国雕琢和使用玉器的历史上推至距今8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创了中国史前时期雕琢和使用玉器之先河。玉玦是兴隆洼文化最典型的器类之一,通常成对出自墓主人耳部,是目前所知世界范围内年代最早的耳饰。红山文化早期资料零散,目前尚未发现玉器;红山文化中期玉器发现数量较少,目前仅知克什克腾旗南台子遗址的一座墓葬内出土一对玉玦,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判断,兴隆洼文化玉器是红山文化玉器的直接源头。 红山文化晚期,玉器的种类和数量显著增多,玉雕技术取得飞跃性进步。线切割技术始自兴隆洼文化,在红山文化晚期依旧流行,技法更加娴熟,不仅用于玉料的切割,在制作斜口筒形玉器、曲面牌饰等器类上广泛使用。 同时,红山文化晚期的玉雕匠人掌握了锯片状切割技术,器体扁薄、形体较大的勾云形玉器、玉凤等均采用锯片状切割技术进行加工。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一号积石冢27号墓内出土一件勾云形玉器,长28.6厘米、宽9.8厘米,是目前所知形体最大的一件红山文化玉器,其背面留有一道长达l4.6厘米的锯片状切割痕迹。玉器的抛光、施纹、钻孔等工艺技术更加规范和成熟。从出土文物来看,几乎所有玉器表面均经过抛光处理,部分器类的局部或通体雕琢出各种纹样,如阴刻线纹、瓦沟纹、凸棱纹、网格纹、几何形纹样等。阴刻线纹主要用来表现动物形体的各部位器官及外部轮廓特征;瓦沟纹主要雕琢在勾云形玉器的正面和曲面牌饰的正面;凸棱纹主要雕琢在棒形器的一端,龟的背部,鸮、蚕等器体的外侧;网格纹和几何形纹样分别见于赛沁塔拉、东拐棒沟C形玉龙的额顶、下颌部位和尖山子玉猪龙的背部。 红山文化玉器上的钻孔比较普遍,有单面钻成的圆孔或自两面相对直钻而成的长孔,还有自两侧斜钻而成的洞孔,后者为红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钻孔方式。 从造型题材看,红山文化玉器可以分为装饰类、工具或武器类、人物类、动物类、特殊题材类。装饰类玉器主要有玦、环、管、珠等。玉玦是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的典型器类,至红山文化中期依然流行;然而至红山文化晚期,耳部佩戴玉玦的习俗几乎消失,这是辽西地区史前用玉制度发生变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牛河梁上层积石冢遗存共出土145件玉器,其中玉玦仅有1件,出自墓主人右侧胸部,未作为耳饰使用。工具或武器类玉器主要有斧、锛、凿、钺、棒形器等。兴隆洼文化工具类玉器与石质同类器造型相近,但形体明显偏小。红山文化工具类玉器与石质同类器造型相近,形体相当,有的明显偏大。人物类玉器较少,正式发掘出土的整身玉人仅有l件,出自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4号大型墓内,通高18.5厘米,采用带有红褐色皮壳籽料雕琢而成。动物类玉器主要有龙、兽面形器、鸟、鸮、鹰、龟、鱼、蚕等。动物类玉器的造型特征突出,气韵生动,充满灵性,是红山文化晚期玉器雕琢工艺取得飞跃性进步的重要体现。牛河梁遗址第五地点一号积石冢l号大型墓内出土2件玉龟,分别放置在墓主人左、右手部位,一雌一雄,特征鲜明,充分体现出红山文化先民娴熟的玉雕工艺技术、精细入微的生活观察能力及特定的原始宗教观念。 红山文化特殊类玉器是为满足宗教典礼的特殊需求雕琢而成的,造型奇特,工艺复杂,寓意深刻,主要器类有勾云形玉器、斜口筒形玉器、璧、双联璧、三联璧等。动物类和特殊类玉器的大量雕琢和广泛使用,突破了辽西地区原有的玉器造型传统,从出土数量和分布地域看,勾云形玉器、斜口筒形玉器和玉猪龙应为红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三种器类,对夏商周时期的玉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玉人和玉凤具有独特的专属功能,共出在牛河梁遗址上层积石冢阶段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墓葬内,属于红山文化晚期的王者用器。 红山文化晚期形成以玉为载体的礼制形态 红山文化玉器绝大多数出自积石冢石棺墓内,而积石冢代表一种特殊形式的埋葬制度,在兴隆洼文化时期已经出现,规模偏小,分布零散;至红山文化时期发展成熟。冢地多选择在山梁或土丘的顶部,外观呈方形、圆形或方圆结合。通常情况下,积石的下面埋有墓葬。 积石冢的规模大小不一,有单冢与多冢之分,也有积石冢与祭坛并列分布,应为大型埋葬和祭祀中心。牛河梁遗址第三、五、十六地点均为单冢,第二地点分布有四冢二坛,结构复杂,规模最大。分布在积石冢内石棺墓的规模也有大、小型之分,大型石棺墓多位于积石冢内中心部位,圹穴和石棺的规模较大且深;小型石棺墓主要分布在积石冢内边缘部位,圹穴和石棺规模较小且浅。 从随葬玉器的数量看,大型石棺墓内随葬的玉器明显多于小型石棺墓。牛河梁遗址第二、三、五、十六地点共清理上层积石冢阶段的石棺墓66座,出土随葬玉器的有37座,出土玉器总数为145件。大型石棺墓内随葬玉器的数量为7~20件,小型石棺墓内随葬玉器的数量为1~5件,此外,还有29座小型石棺墓内未随葬玉器。因墓主人生前社会等级、地位、身份不同,不仅墓葬的规模、形制及分布位置有明显的差异,而且在随葬玉器的数量、种类及组合关系方面均有相应的变化。勾云形玉器和斜口筒形玉器形成较稳定的组合关系,在大型石棺墓内随葬;小型石棺墓内未见两种器类共出的现象。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4号墓是目前所知保存最完整,圹穴和石棺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座大型石棺墓,分布在长方形冢体的正中心,随葬玉人、玉凤系首次发现,与斜口筒形玉器形成最高级别的玉器组合关系,成为红山文化晚期独尊一人式的王者地位和身份的象征。www.4858.com美高梅 2红山文化斜口筒形玉器www.4858.com美高梅 3红山文化玉凤www.4858.com美高梅 4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 由此可见,红山文化晚期,玉器已非一般性随葬品,也非个别性礼器,而是已经形成了一套能够标志墓主人级别高低的用玉制度,构成了以玉为载体的礼制形态,充分反映出玉器在红山文化先民的社会生活中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 礼器和礼制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礼器是相对于实用器而言的,礼制则是以礼器使用数量、种类的多寡及组合关系的变化体现社会等级高低的一套制度,礼器的出现早于礼制。 从辽西地区史前玉器发展的进程看,兴隆洼文化的某些器类可能已经具有了礼器的功能,但未形成礼制;至红山文化晚期,以牛河梁上层积石冢内石棺墓出土成组玉器为代表,玉礼制系统真正形成,这是目前能够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礼制形态,也是牛河梁遗址出土红山文化玉器的核心价值所在。 红山文化玉礼制系统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玉礼制系统具有唯一性。从随葬品的出土状况看,在红山文化晚期积石冢内的石棺墓中,以玉礼器为主,也随葬少量的陶、石质礼器,但唯有玉礼器的使用能够反映墓主人生前级别高低的变化,并且形成了一套固定的制度,陶礼器和石礼器的使用均未形成礼制。二是玉礼器的使用功能具有多重性。现有的研究结果表明,红山文化玉器不仅仅是专供随葬用的礼器,同时也是墓主人生前举行宗教祭祀活动的主要工具。在各种宗教祭祀典礼中,玉器被赋予了神秘的属性,成为沟通天地、祖灵和神灵的媒介。勾云形玉器、斜口筒形玉器、玉龙应为三种最典型的通天工具。玉人、玉凤、玉龟、玉鸮等也应具有独特的沟通祖灵和神灵的功能。三是玉礼器的使用者具有特殊性。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红山文化积石冢代表一种特殊的埋葬制度,其功能不仅仅是埋葬死者的茔地,同时也是生者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 玉礼器的使用者并非普通社会成员,应是生前主持各种祭祀活动的祭司,也是当时社会统治阶层的代表人物,死后成为被祭祀的对象。 玉礼制所体现出的应是祭司之间、社会统治人物之间不同级别的差异。已故著名考古学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先生认为:“是凡国家王室大事,包括生老病死,事事要听祖先的指示。这从一方面来说,表现了‘鬼神之明智于圣人’。可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占有通达祖神意旨手段的,便有统治的资格。统治阶级也可以叫做通天阶级,包括有通天本事的巫觋与拥有巫觋亦即拥有通天手段的王帝。事实上,王本身即常是巫。”牛河梁积石冢中心大墓内随葬各类玉器,墓主人应兼具“巫者”和“王者”的身份。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内部产生分化,等级制度确立,这是玉礼制系统形成的先决条件,也应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 红山文化的龙图腾崇拜 关于中华龙的起源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众说纷纭。从现有的考古材料和研究结果看,辽西地区无疑应为中华龙的重要起源地之一,从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至红山文化,考古材料相互衔接,见证了龙文化孕育、形成和发展的整个过程,对中华文化研究具有独特价值。 兴隆洼遗址发现118号居室墓葬,埋葬在二期聚落的中心性大型房址内,应为首领式人物,其右侧葬有一雌一雄的两头整猪,均呈仰卧状,占据墓穴底部近一半的位置,应为祭祀祖灵和祭祀猎物灵魂合二为一的真实见证,具有图腾崇拜的意义;兴隆洼遗址发现的祭祀坑内埋葬有野猪的头骨及用石块和陶片摆放出的“S”形躯体,是辽西地区所发现的猪首龙的原始形态;赵宝沟文化小山遗址的尊形陶器上发现有刻划完整的鹿、猪、鸟三种动物形象,其中,猪的头部经过写实处理,突出表现猪的獠牙,身体呈“S”形蜷曲,不同弧度的勾角组合在一起恰似腾飞的羽翼,充满灵性,这是中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猪首龙的形象,距今约7000年。红山文化玉龙与赵宝沟文化小山尊形器腹部刻划的猪首龙的形态具有一脉相承的发展关系。红山文化时期,玉龙的出现是红山文化先民共同崇拜龙图腾的重要证据。 红山文化玉龙的造型分为两类:一类为C形玉龙,有正式出土地点的仅有2件,分别出自翁牛特旗境内的赛沁塔拉和东拐棒沟遗址。玉龙头部窄长,吻部前伸,双目呈水滴状,颈部正中竖起一道恰似飘扬的勾角,以往的研究中,将其称为鬣,对比赵宝沟文化小山尊形器腹部刻划的鹿、猪、鸟动物形象,身体飘扬不同弧度的勾角,恰似腾飞的羽翼,我们认为红山文化C形玉龙颈部竖起的勾角不应为鬣,应为表示飞翔状态的羽翼。从C形玉龙的造型特征看,可能属于红山文化中期。www.4858.com美高梅 5红山文化C形碧玉龙(翁牛特旗赛沁塔拉遗址出土) 另一类为玉猪龙,正式发掘出土的有4件,分别出自牛河梁遗址和半拉山遗址的积石冢石棺墓内。其中,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一号积石冢4号墓内出土2件,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14号墓内出土l件;半拉山遗址12号墓内出土1件。另外,敖汉旗博物馆收藏有3件、巴林右旗博物馆收藏有2件、巴林左旗博物馆收藏有1件,均有明确出土地点。辽宁省博物馆、旅顺博物馆、天津博物馆、首都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收藏有10余件红山文化玉猪龙,出土地点不详。此外,英国大英博物馆收藏有2件,其中l件器体身部残缺;法国吉美博物馆收藏有1件。www.4858.com美高梅 6红山文化玉猪龙www.4858.com美高梅 7红山文化玉猪龙(巴林左旗尖山子遗址出土)www.4858.com美高梅 8红山文化玉猪龙(敖汉旗干饭营子遗址出土) 玉猪龙的造型特征有强烈的共性,头部较大,精细雕琢,双耳竖起,双目圆睁,吻部前噘,多数褶皱明显;身体蜷曲如环,中部较大圆孔多自两面对钻而成,首尾相连或分开;颈部有1个自两面对钻而成的小圆孔,少数颈部有2个小圆孔。尽管玉猪龙在已经发掘过的红山文化大型石棺墓中尚未出土过,但从发现数量之多、分布地域之广、器物造型特征之鲜明等因素看,无疑应为红山文化玉器群中最典型的器类之一。辽西地区以山地丘陵为主,是种植粟、黍等旱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区。红山文化中期以后,旱作农业的发展和成熟助推了文明社会的诞生,但干旱是困扰农业生产的最主要因素,祈雨、祈求农业生产的丰收成为红山文化晚期宗教祭祀典礼的核心内涵,龙文化在辽西地区的起源和发展与旱作农业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 如果将辽西地区崇龙礼俗的形成进行阶段划分,兴隆洼文化应属于孕育期;赵宝沟文化则属于形成期;红山文化晚期则进入发展和成熟期。以龙图腾崇拜为主的共同精神信仰的产生,是辽西地区史前社会进入文明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红山文化玉猪龙对商、西周、东周时期蜷体玉龙的造型产生了直接影响,应为中华龙的本源,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中明确指出:“玉是价值观念的综合体现物。而这一文化现象为中国所独有而且长盛不衰。中国史前史中虽不必另划出一个玉器时代,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却实实在在是在玉器被当成礼器、王权象征物、通神的媒介物、美德的象征物那个遥远的时代形成的,这个时代确实比‘青铜时代’为早。对玉独有所钟这一文化现象,最初可能出现于北部、东部几个文化大区之内,后来随方国间文化的交流、夷夏共同体的逐步形成,传统美德得到共识,体现美德的玉器遂为中华民族所共同珍视,成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象征。” 辽西地区兴隆洼文化早期玉器的出现距今8200年左右,此后历经3000余年的发展,至红山文化晚期,开创出中国史前时期雕琢和使用玉器的鼎盛时代。玉器被当成礼器、王权象征物、通神的媒介物使用,玉雕工艺技术取得飞跃性进步;以玉为载体的礼制形态形成;龙图腾崇拜成为红山文化先民共同的精神信仰。 中华民族爱玉和用玉的传统始自兴隆洼文化时期,距今已有8000余年的历史,并且延续至今,未曾中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之一。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的早期发展阶段,玉器是贯通天地、沟通祖灵和神灵、彰显礼仪的核心物质载体;秦汉以后至明清,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进程中,玉器发挥了延续文明的血脉、凝聚民族的共识等重要功能,成为中华文化的象征。鉴于距今5300~5000年左右,红山文明正式形成,红山文化玉器的成就亦可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原文刊于:《人民政协报》2017年8月31日第12版)责编:韩翰

    骨器的类型初步分为骨刮削器、骨尖状器、骨尖刃两用器和骨雕刻器四类,其中以刮削器最多。一般采取大型食草动物长骨打制的骨料制作骨器。骨器的加工方法以锤击法为主,这和遗址中石器的打制方法较为一致。较多使用裁尾技术。遗址中除发现大量的打制骨器外,也发现为数不少的使用骨器,骨器制作和使用是否意味着工具模式的转变,将是今后研究工作的一个课题。

试论西藏发现的早期金属器和早期金属时代………………………………………霍 巍(327)

中华民族爱玉和用玉的传统始自兴隆洼文化时期,距今已有8000余年的历史,并且延续至今,未曾中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之一。

徐州博物馆

霍 巍  

这也可以说,鉴于距今5300~5000年左右,红山文明已正式形成,因此,红山文化玉器的成就亦可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

许昌灵井旧石器遗址2006年发掘报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73)

李少兵

金文字体与铜器断代…………………………………………………………………刘华夏(43)

 

目录

  西拉木伦河以北地区,西梁文化、富河文化是本地区的土著文化。西拉木伦河至滦河地区强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不断北进,与西梁文化和富河文化形成犬牙交错的分布态势。上宅文化是蓟运河上游的土著文化。来自镇江营子一期文化、后冈一期文化、后冈二期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北进先后占据燕山以南地区,燕山南麓地区是东北筒形罐文化和黄河下游文化交汇区。

徐州拖龙山五座西汉墓发掘简报

河北邯郸薛庄遗址发掘报告

九龙江流域商周时期古文化的分期初探

  薛庄遗址延用时间长,时代跨度大,文化遗存可以划分为龙山、先商、晚商、汉魏和唐宋五个时期,其中龙山、先商和晚商时期的文化遗存较为丰富,是本次考古发掘的重要收获。研究表明,薛庄遗址龙山时期文化遗存与豫北冀南地区诸遗址的同类遗存大同小异,应属于后冈二期文化;先商文化遗存大致可以分为早、晚两期,文化面貌极富地方特色,应属于下七垣文化漳河类型;晚商遗存可分四期,分别与殷墟文化一至四期相对应,墓葬特征与安阳殷墟墓葬大同小异,在文化性质上应属于殷墟文化。对于我们深入了解冀南地区龙山时期文化遗存性质与年代,完善目前较为薄弱的先商文化分期研究,探讨晚商族群的社会结构等课题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河南省文物局  南阳市文物局  淅川县文物局

 

转年遗存出现在燕山以南地区,小河西文化发现在燕山以北地区。北起西拉木伦河,南到滦河,形成一个文化发展区,发展演替序列为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除小河西文化尚不明晰外,其他文化在最后阶段都出现了下一个文化,在发展壮大新文化过程当中取代旧文化。

    徐州市拖龙山西汉M3—M7位于徐州市区东南约9公里的拖龙山南端山顶和山脊,于1998年11月—1999年1月发掘。这些墓葬均有封土,封土周围多以块石砌墓垣,一至三层不等。形制多为石坑竖穴洞室墓,个别无洞室(M6)。竖穴内填夯土,洞室口部有块石或木质物封堵,洞室内置棺椁,M6棺椁置于墓底。M3位于山顶,规模最大,封填讲究,洞室内有建筑遗留,南侧有龛,内置车马。墓葬虽遭盗掘,出土随葬品仍相当丰富,达174件(组),种类繁多且十分精美。墓主地位较尊,为楚王家族成员的可能性较大,身份可能至侯或更高。其它墓葬多位于山坡,规模相对较小,其中M4距离M3最近,洞室内也有瓦木建筑。其他墓葬距离M3相对略远,墓内无瓦木建筑发现。这几座墓葬亦皆被盗掘,出土遗物较少。拖龙山五座西汉墓的墓葬形制接近,出土遗物均具有明显的西汉晚期特征,综合分析墓葬形制及出土遗物,该墓群的时代大致为西汉中期后段至西汉晚期前段,即汉宣帝至汉成帝早期阶段。而这些墓葬距离不远,时代接近,推测该墓群可能为西汉晚期的同一家族的墓区或其他墓葬作为M3的陪葬墓存在。拖龙山五座西汉墓葬的发掘对研究汉代徐州地区的丧葬制度、物质文化、墓葬建筑等方面均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上海大学艺术研究院美术考古研究中心 河南省文物局 南阳市文物局 淅川县文物局(391)

金文字体与铜器断代

河南淅川泉眼沟汉代墓葬发掘报告

干小莉

  薛庄遗址位于河北邯郸县黄粱梦镇薛庄村西北约500米,现存面积约3万平方米。2006年8—12月,为配合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南水北调中线河北段建设,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在河北省文物局的指导下,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与发掘。总揭露面积3025平方米,共清理灰坑310个、墓葬46座、灰沟10条、灶址2处、水井2眼、道路1段。出土可复原陶器以及石、骨、蚌、铜等各类人工制品近千件。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871)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成都  610064)

九龙江流域商周时期古文化的分期初探 ——兼谈浮滨类型的年代 ……………干小莉(21)

 

 

(内蒙古博物院,呼和浩特  010010)

    石器以较小的白色脉石英砾石和较大的各色石英岩为原料,这些石料来源于遗址西北约7公里的古河流砾石层。石制品类型包括石器、锤、砧、核、石片、断块和碎屑,脉石英石器以小型为主,石英岩石器以大中型为主。少量石片和石器有使用痕迹。打片以锤击法为主,少数脉石英采用砸击法打片。石器由锤击法加工而成,多数向背面加工,向劈裂面也占有一定比例。大部分石器标本加工粗放,有少量标本的修理非常精致。出土的盘状石核数量多而且典型,是灵井石器工业的一个显著特点。石器主要是北方石器主工业类型,大型砾石的出现又反映了同南方石器工业的亲缘关系。

 

刘华夏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河北省文物局

 

燕山南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序列和格局

——兼谈浮滨类型的年代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近年来关于西周铜器铭文的断代,在探索可靠的类型学方法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然而若干方法论方面的问题依然存在,使不同的研究者对某些铜器的看法产生了意见分歧。例如,上世纪30年代早期,郭沫若把一组铭文(包拓令器的铭文)断为成王时代,而唐兰则主张它们属于昭王时代。令人惊奇的是,70多年前发生的这场争论至今未能解决。一个明显的原因是专家们对字体这个重要的标尺很少注意。本文作者选择500条西周和东周早期的铭文加以研究,提出了一个包括12个关键字体的年代演变序列。并以此为基础,同铜器断代的其他类型学标尺进行比较。从字体规则的角度对铭文进行分析,发现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简报中对历日的解释有严重错误。简报宣称这项工程的研究是以类型学为基础的,但它却完全忽视了字体的标尺,甚至试图改动原文来对付困难。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  上海大学艺术研究院美术考古研究中心

    聚落是人地关系的产物。聚落位置对环境的标识作用通过人类生存方式获得,兴隆洼、赵宝沟文化期人类的采集、渔猎活动决定了西辽河流域人类的定居生活开始于林缘地带。400-600米高程区的近河山坡、坡地是史前时期西辽河流域聚落的首选位置,这一高程之外的山顶、河谷只在一定时期发挥过作用。人类以维持生存为根本目的的聚落环境选择,始终追求的条件之一是食物的最大富集量,包括来自采集、渔猎中的收获,也包括农业生产的产品。史前时期西辽河流域聚落环境选择起步于兴隆洼、赵宝沟文化期,这两个文化期聚落遗址所在的林缘地带即林地、草地交界处,这里不仅是文明的起源地,而且也是在采集、渔猎背景下适宜的环境选地。此后,从红山文化至夏家店上层文化,在气候转向冷干——原始农业比重提高——人口增加一系列因素影响下,聚落环境选择一步步突破林缘地带,不断扩展分布范围。红山文化时农业开始走向主角,夏家店上层文化则在农业中伴生有畜牧业。人类获取食物途径的每一种变化,都反映在聚落与环境关系中,采集、渔猎全部依赖自然环境,农业的加入改变了人类对自然界的依赖程度,聚落环境选择突破林缘地带并扩展分布范围,正是农业生产促动的结果。聚落持续使用时间与聚落文化更迭从两个不同方面证明史前时期西辽河流域人地关系处于相对平衡,无论兴隆洼、赵宝沟文化期采集、渔猎生存方式还是红山文化以后的农业生产都没有突破这一地区的环境容量。各考古文化间,兴隆洼、赵宝沟文化期采集、渔猎生存方式下聚落持续使用时间较短,红山文化以后农业生产占主导地位时对于周围环境的利用周期长于采集、渔猎时期。这样的变化与人类食物获取途径分别为利用性经济与生产型经济相关,由于两类途径对自然环境的依存程度存有差异,直接导致人类以聚落为依托作用于环境的时间尺度的不同。

河南淅川泉眼沟汉代墓葬发掘报告………………………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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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茂莉

河北邯郸薛庄遗址发掘报告………………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河北省文物局(351)

(台湾淡江大学,台北)

  河南淅川泉眼沟墓地位于丹江口水库东岸,于2010-2011年发掘,共清理墓葬93座。其中竖穴土坑墓57座,主要有无墓道和带狭长墓道的长方形土坑墓两类。砖室墓35座,可以分为单室墓和双室墓两类。另有葬未成年人的砖棺墓1座。随葬品共523件,另有铜钱1063枚。其中土坑墓每座随葬品一般3~6件,砖室墓未被盗的随葬品都在8件以上。质地有陶、铜、铁、琉璃、石五类,其中以陶器占绝大多数。陶系以泥质灰陶为主,器类有鼎、盒、壶、双耳罐、瓮、鍪、鐎斗、盆、钵、腰沿釜、甑、仓、灶、井、狗、鸡、圈厕、磨、灯等,部分砖室墓还随葬绳纹板瓦和筒瓦。铜器仅15件,器类有鋗、带钩、泡、环、饰件等。铁器14件,器形有釜、盆、灯、剑、镞、刀、斧等。另有琉璃耳珰、串珠等。墓地可能是一处公共墓地,墓葬规模不大,墓主身份可能是平民。墓葬的年代从西汉早期至东汉晚期,基本囊括了整个两汉时期,可从一个侧面反映丹江中下游地区两汉时期普通平民阶层的墓制、葬俗及其发展演变过程。

    据典型陶器的类型学研究,参考其它陶、石、铜器等内涵特点,本文将九龙江流域商周时期古文化初步分为七期。第一期仅见高领罐一类,为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或向商周青铜时代过渡的早期环节。第五至七期文化内涵就是曾经引起广泛关注的浮滨文化,本文区分的三期划分找到了该文化发展的一个初步序列。第二至四期遗存以夹砂陶、进而泥质软陶为特点,以网格纹、复线网格纹、刻划斜线三角纹等为特点,常见圜底、凹底、圈足的高领尊、罐、壶和高圈足浅盘豆,类似的文化遗存在粤东闽南多个重要遗址中都有出现,是该地区新石器文化之后、浮滨文化之前的一个共同的阶段性文化。

 

内容提要

试论西藏发现的早期金属器和早期金属时代

徐州拖龙山五座西汉墓发掘简报 ……………………………………………徐州博物馆(101)

  西藏早期金属器的制造与使用问题长期以来主要依赖后期的文献记载,未能得到考古出土材料的支持。本文系统梳理了近年来西藏考古的成果,认为西藏早期金属器最早的制作年代可能要早于距今4000年。在距今2500~2000年,约相当于中原战国秦汉之际,西藏的早期金属时代更是呈现出复杂的面貌,铁器可能在这个时期已经传入到西藏高原,铁与铜合体而成的器物开始流行,表明人们同时对铜和铁这两种金属都有了一定的认识。藏西高原和藏南谷地的人们已经学会利用或者使用铁器制作兵器或装饰品,铁兵器中具有消耗性的铁箭镞的大量发现,证明当时铁的产量也达到了一定水平。一个重要的特征还在于:西藏早期金属器中出现了一批黄金制品,和欧亚草原许多游牧民族一样,黄金作为一种身份、地位和财富的象征,似乎已经在这个时期被藏族先民们广泛利用。从西藏出土的早期金属器还可以观察到,它们很可能吸收了周边各地早期金属器制作与装饰的不同特点,一些特殊器物传入西藏高原的途径也存在着多种可能性。这些因素充分体现出西藏早期金属器时代所具有的开放性、包容性和融合性等鲜明的特征。

(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昆明 650031)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呼和浩特  010011)

许昌灵井旧石器时代遗址2006年发掘报告

燕山南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序列和格局索秀芬………………索秀芬  李少兵(293)

 

    灵井遗址位于河南省许昌市西北15公里的灵井镇西侧。发掘点坐标为东经113°41′、北纬34°04′,海拔117米。本次发掘是继2005年考古发掘以后的第二年度的发掘。地层剖面从上至下达9米以上(未见底),以钙板层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界线。2006年的发掘在钙板层以下,发掘面积218平方米,出土石制品5690件,而且还出土了数百件可以鉴定的动物化石标本、100多件骨器和近万件动物骨骼碎片。

史前时期西辽河流域聚落与环境研究…………………………………………………韩茂莉(1)

    遗址性质为古人在泉水形成的小型湖泊周围获取猎物、制作石器和骨器进而分割肉食和加工兽皮的工作营地,和居住营地有较大区别。通过动物群之间比较,灵井遗址的时代应与许家窑时代相似,为晚更新世早期。许家窑动物群的铀系年龄为100~120 ka,由此推断灵井动物群的绝对年龄约在100 ka左右。

    粤东闽南是我国早期古文化的一个重要区系,对该地区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分期研究是粤东闽南早期历史研究的基础和起点。由于缺乏可靠的地层和共出关系,这一基础研究长期以来难于系统开展。2000年以来,闽南九龙江流域的虎林山、松柏山、鸟仑尾、狗头山遗址相继发掘了四处古文化墓地,发现包括浮滨文化在内的商周时期古墓葬55座,并存在若干组重要的地层关系,为九龙江流域乃至整个粤东闽南商周时期古文化的分期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笔者在对原报告中上述四处墓地分期方案重新检讨的基础上,对九龙江流域商周时期文化发展序列进行初步的研究,以期能对认识这一时空的考古学文化奠定一个比较可靠的编年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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