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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陶器研究历程回顾,西朱封墓葬陶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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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陶器研究历程回顾,西朱封墓葬陶器研

 

2011年1月7日上午,“中华文明探源课题——陶器专业化生产研究子课题实施规划”研讨会在考古所举行。会议由课题负责人李新伟博士主持,与会人员有课题承担者、考古所同仁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社科院研究生院考古系学生。 李新伟首先作了“陶器专业化生产子课题工作草案”的报告。“草案”指出将陶器专业化研究纳入“中华文明探源课题”,主要目的是研究陶器与社会的关系,包括社会上层与高水平工匠之间的关系、中心性遗址及大型墓葬陶器的多元性。“草案”涉及的研究对象包括西朱封墓葬陶器、二里头遗址和墓葬和陶寺遗址和墓葬等。 付永旭介绍了“西朱封墓葬陶器研究”情况。西朱封遗址位于山东省临朐县城南约5公里弥河北岸的台地上。1989年发掘时,遗址面积约十万平方米。发掘的主要收获是清理两座龙山文化时期的大型墓葬(M202和M203),也即此次研究的对象。目的一是希望借以研究龙山社会上层与高水平制陶工匠的联系,即高等级墓葬的陶器是否表现出相当高的工艺水平;二是通过描述性特征和测量性特征表达制陶水平。研究内容主要分两个方面,描述性特征分析和度量性特征分析。前者包括制作工艺、陶质、陶色、装饰等。后者指对测量数据(器物的高、口径、底径、口沿宽及高和口径的比率)进行的对比分析。初步研究显示:1、高等级墓葬的陶器表现出极高且复杂的制作水平;2、通过陶器描述性特征较高的一致性、测量性特征极强的标准性和相似性表现出制陶工匠娴熟的工艺水平;3、可能出现了一批与社会上层关系密切的专业陶工。 彭小军作了“二里头遗址出土陶器研究概况”的报告。作为广域王权国家的二里头遗址,对于其出土陶器的研究有助于深入认识中国早期国家的内涵。彭小军在结合田野发掘所见遗迹现象的基础上,通过对二里头遗址宫城、宫城南、遗址东缘等地点出土陶器的羼和料、制作技术、物理性能、指纹痕迹、器类分布等方面的比较与分析,发现二里头遗址不同区域出土陶器可能存在“空间差异”,进而为探索当时“社会上层与高水平陶工关系”以及“中心性遗址陶器的多元性”问题提供了信息支撑。最后,彭小军提出了几点建议;1、建立古代陶器的数据库,包括原料、制作技术和指纹痕迹等;2、针对不同功能区、不同器类的陶器进行烧成温度、硬度、吸水率的系统测定;3、丰富二里头时期相关遗址出土陶器的成分分析数据,尤其是精用陶器的研究,为探索当时可能存在的陶器分配、贸易或陶工迁徙提供线索;4、尝试对出土陶器内的残留物进行检测,以期了解不同区域出土陶器的功能,进而为陶器生产研究提供信息支撑。 王小娟对“陶寺遗址陶器研究”介绍了思路。在回顾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明确陶寺遗址的都城性地位和显著的社会分层现象。在此基础上,围绕“社会上层与高水平工匠关系”的中心课题,结合社会学方面的社会分层理论,提出陶工分化与陶工分层的假设。具体研究内容是选出代表不同社会阶层的典型遗迹单位,以出土陶器为研究对象,进行描述性特征与度量性特征的观察、测量、统计和分析。最后综合对比分析不同阶层各类单位出土陶器的差异,推断其反映的陶工技术水平的差异,进一步探讨陶工与社会上层的的关系。 最后,与会人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为“陶器专业化生产研究子课题”的未来研究提出很多建设性意见。

目录

中国古代陶器研究历程回顾 发布时间:2015-12-07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作者:王小娟点击率: 在考古学研究中,陶器作为最重要的文化遗存之一,也自然成为最主要的研究对象。自中国现代考古学开创以来,考古学者对出土陶器的研究,随着考古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发展也随之发生变化。 笔者依据历年来陶器研究所依赖的考古学理论和研究主旨,以及所采用的陶器研究方法的变化,将中国古代陶器的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 世纪20 年代至50 年代,属于探索阶段。西方陶器研究方法和本土研究方法共处,目的在于“证经补史”。代表学者有梁思永、吴金鼎、李济、苏秉琦。 该阶段是中国考古学的起步阶段,对于如何发掘与研究出土遗存,均处于摸索阶段,陶器研究主要体现在对陶器特征的认识和分类标准的把握逐步完善并确立起来。如对陶器特征的观察,由李济对西阴村陶片最初的混杂分类到吴金鼎先生明确提出陶器的7 个特征,再到苏秉琦对单个器类形制演变的分析以及陶器组合的认识,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在正确观察陶器特征的基础上,分析陶器形制演变和器物组合的变化,推断遗存的相对年代。以本土学者苏秉琦为代表,通过斗鸡台遗址的发掘和瓦鬲的研究,为日后来中国特有的考古遗物的类型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也影响了日后陶器的研究思路。 该阶段的部分考古学者有留学经历,受过西方近代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训练,他们对国内陶器的研究,部分采用了西方的陶器研究方法,主要体现在对陶器理化性质的科技检测方面。例如,梁思永在对西阴村陶器进行再研究时,对陶片进行了主量元素化学成分的检测分析,这应是中国考古界内最早采用科技手段分析陶器的案例。而李济对殷墟陶器的研究方法更为多样,尤其是对陶器进行的化学成分、比重、吸水率、硬度、颜色四方面理化性质的测试,在当时国内考古学研究中应是较先进的,在此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多数考古报告对陶器的分析均未达到此程度。 此外,1956-1958 年全国大力开展少数民族的社会调查,其中因有考古学者参加,从而有对传统制陶工艺的调查记录,如张季对西双版纳制陶技术的调查,李仰松在对云南佤族制陶术观察的基础上,探讨了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制作技术。虽然该阶段对传统制陶技术的调查属于偶然而非有意识,但这为后来研究古代制陶工艺提供了一个途径——通过与民族学调查材料的类比分析,对考古材料进行深入研究。 第二阶段是20 世纪60 年代至80 年代,属于资料的累积阶段。陶器研究主要关注型式划分的类型学研究和文化因素分析,目的是为建立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也为下一阶段陶器研究方法和理论的变迁,奠定了基础。 苏秉琦1965 年发表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和1975 年《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的学术演讲,基本确立了通过典型器物以及器物组合来判断考古学文化的理论方法。因此,该阶段发表的简报和考古报告基本都以此为指导,把器物尤其是陶器的形制划分作为主要内容进行介绍,目的是便于利用形制演变进行分期。在古代制陶工艺方面,有对某一区域制陶工艺特征的初步研究与总结,也有个别的模拟试验。同时,也有学者探讨新石器时代制陶技术的某些特征。例如,周仁等先生对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和殷周时代制陶工艺的研究。钟华南等人对山东大汶口——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高柄杯模拟复原试验成功。牟永抗对新石器时代制陶术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根据成型方法划分出三个阶段。 该阶段民族学原始制陶工艺的调查案例增多,虽仍以云南省为主,但考古学者同时开始关注对遗址周边地区仍保留的传统制陶工艺的调查。 第三阶段:20 世纪90 年代以来,进一步发展阶段。陶器研究思路拓展,由制陶工艺技术史研究上升到对社会层面的探讨,研究方法多元化。代表人物主要有李文杰、汪宁生、汪海宁、许志勇、秦小丽、赵辉、李清临、李新伟等。 首先,传统制陶工艺调查范围和观察视角扩大,古代制陶工艺研究形成独立的研究领域。 该阶段关于传统制陶工艺的民族学调查,范围进一步扩大,包括云南、广西、贵州、海南、西藏、湖北、山东等省份,而且观察的角度或视野不单单局限在对技术的考察,还涉及到贸易、社会习俗等方面。同时,在考古学研究领域,对单个遗址或区域的陶器制作工艺的研究,以及成分、颜料等方面的科技检测也已较普遍。该阶段制作工艺的研究,以李文杰先生的论着《中国古代制陶工艺研究》为代表。此外,通过陶器化学组成的测试或岩相分析,该阶段开始对陶器产地进行研究。 其次,注重对西方陶器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借鉴,包括对重要外文资料的翻译,以及利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陶器。陈星灿等人翻译了菲律宾陶器民族考古的案例,对陶器标准化研究进行反思。卢建英对文德安关于中国北方地区工艺生产与社会复杂化的博士论文中理论体系进行了翻译。许志勇把赖斯关于陶器研究的经典文献翻译过来,即陶器专业化、标准化和多样化的研究回顾。第三,国内学者开始对古代陶器相关研究进行反思,包括陶器研究的视野、陶器制作工艺研究的回顾、陶器民族学调查对考古学研究中理论方面的反思。 汪海宁《古代陶器的研究视野》,提出需将陶器的研究视野拓宽,陶器作为文化生态系统的产物,器物本身有技术、社会和精神三重功能,从制作、分配、使用、废弃的流程来分析考古材料,研究手段包括科学手段、考古统计学、民族考古学和试验考古学等。赵辉《史前制陶工艺的研究》一文,认为20 世纪50 年代以前,关注对史前文化总体特征的把握,50 年代至80 年代形成独立的制陶工艺研究领域。文末提到不能只关注物质文化史,钻进技术史的牛角,需探讨社会层面的问题。 第四,与科技考古紧密结合,对陶器理化性质进行测试,尤其是化学成分分析及对陶器产地的探讨。例如,洪玲玉等人发表的《川西马家窑类型彩陶产源分析与探讨》一文,即通过化学成分的检测分析,得出川西地区所出土的马家窑文化风格的彩陶可能并不是产于当地,而是在人群迁移的同时持续从北方输送进来,可能存在一定组织的远距离彩陶贸易网络。从陶器产地研究来探讨考古遗存的文化归属、与周边考古学文化的区域互动、以及其社会经济组织等方面的信息。第五,陶器研究上升到社会层次,探索社会复杂化进程。 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带领下,陶器研究方法多样化,理论指导层次提高。如李新伟等人通过对中原地区史前陶器制作工艺演变来探讨社会复杂化进程。 此外,2000 年以来高校硕博论文中,单纯以陶器为研究对象的就有二十余篇,从论文主要内容和分析方法,可以看出中国考古学中陶器研究的发展与进步。内容包括单个遗址制陶工艺的研究、单个遗址陶器生产的研究、某一区域制陶工业的研究、古陶产地研究方法与理论、早期陶器研究等等。研究方法包括观察、模拟试验、科技测试、定量统计分析等。 上述可知,自中国考古学创立以来,对于陶器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一方面,考古学者对陶器的认识不断提高。从尝试性的混杂分类,到明确陶器基本特征,以及根据陶器形制的演变而作类型学分析。另一方面,考古学者在研究陶器时使用的理论和方法也逐步改进。理论指导由建立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历史文化主义,发展到现在的多理论指导,如过程考古学、社会考古学、后过程考古学等,从而使研究陶器的视角开阔,注重提取其中隐藏的行为与社会方面的信息。陶器的研究方法也多样化,探索阶段虽也有理化性质的测试,但少而简单,目前的陶器研究方法多元化,包括科技测试手段、模拟试验、民族考古学等多学科合作明显增多。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带领下,陶器作为其中的一个技术课题,促进了学者对其方法和理论方面的研究。目前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但关于史前陶器研究还未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所以仍需努力。 笔者认为在今后的陶器研究中,应注重对陶器原料,尤其是羼合料的分析,更适合对特定区域内考古学文化历时性变迁的认识。而如果要想借用粘土原料中微、痕量元素组成可提供产地信息的原理来探讨文化交流的相关问题,主要适用于对地理位置相隔较远,同时也属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的区域,或者地理环境相差较大的游牧民族所在区域。 其次,可以从陶器技术的角度研究区域内考古学文化的变迁和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互动,尤其是对关键技术特征的把握。例如,陶寺文化的制陶工艺特征,相对于成型技术的变化,三期之间在羼合料方面的差异更为明显。最后,近年来通过对陶器生产所反映的社会层面信息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目前及以往对陶器资料信息公布的片面性,使得该方面的研究相对缓慢。所以,在今后考古报告的整理和编写过程中,对陶器的胎质,尤其是羼合料的种类、粒径、密度,纹饰粗细的量化描述,遗留的相关制作痕迹,以及与制陶有关的遗迹现象等等方面的信息应尽可能的进行详细公布。(作者单位: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5年12月4日6版)

    本文运用西方较常使用的研究方法,探讨西朱封遗址出土的龙山时代陶器的制陶工艺及其标准化程度。

 

    第一章回顾了中国制陶工艺研究的简史,从20世纪20年代初考古学在中国诞生后不久开始,一直到20世纪晚期系统研究制陶工艺的形成。同时简单介绍近年来西方考古学中比较流行的标准化研究的内容。其主要包括标准化的定义及产生的原因、影响标准化的因素、标准化和专业化的关系以及标准化研究的内容。还分别就标准化在西方和中国的研究简史进行简述。

经典重读

    第二章简单介绍本文研究使用的材料。主要包括西朱封遗址的地理位置和遗址概况,并对两次发掘的三座龙山文化时期的大型墓葬的规模和随葬品进行简单介绍,还简单回顾了三座墓葬的研究概况。

新中国第一部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专刊的特点及其学术影响——重读《大汶口》有感

    第三章介绍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制陶工艺研究和标准化研究的方法。前者主要是在总结前人的研究和笔者的民族志考察的基础上,总结出各种制陶工艺的特点及可能在器表残留的痕迹;后者则是设计的工艺技术水平、名义资料和度量分析研究方法。在标准化研究中为了进一步说明龙山文化时期西朱封陶工的工艺水平,主要利用两个参考标准,一是现代的陶器评级标准——日用瓷器和日用精陶器的评级标准,二是笔者在河南巩义的民族志调查结果——对两位技术娴熟的现代陶工生产的陶器的测量分析结果。度量分析主要借鉴的是国外考古学家在该方面的考古学研究成果和民族志调查结果,并根据他们的研究设计出适合西朱封的陶器的测量参数。

朱乃诚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1)

    第四章在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以西朱封遗址两座龙山文化时期的大型墓葬出土陶器为研究素材,集中进行制陶工艺和标准化程度研究。根据制作工艺研究可知,西朱封两座墓葬出土陶器的制作工艺主要采用的是轮制法(快轮拉坯成型),即使是结构复杂的鬹亦不例外。通过名义资料的分析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西朱封的陶器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很有可能是与高度的专业化水平相适应。在参考众多国外考古学和民族志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度量的分析使我们意识到龙山文化时期西朱封陶器生产已经超越了家庭制陶阶段,处于较高级的更加专业化的阶段。

“简牍古文书学”研究的扛鼎之作——读日本学者永田英正氏《居延汉简研究》

    最后对全文的研究进行了简短的总结,并就标准化研究在国内面临的困境和其研究前景进行简单的介绍。

何立民;(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8)

 

 

    关键词:轮制法   标准化   名义资料

心路历程 薪火相传

 

青青子衿——邵望平先生访谈录

付永旭系我系200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指导教师:陈星灿

邵望平; 李新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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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大家访谈

彼德·贝尔伍德(Peter Bellwood)教授访谈录

彼德·贝尔伍德; 洪晓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22)

 

两重两利 文明重光

驮娘江流域发现的旧石器

谢光茂; 黄秋艳; 胡章华;(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 广西田东县博物馆; 广西南宁市博物馆;) (31)

【导读】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在旧石器研究的领域,学术界都时刻关注着广西在这方面的工作进展。2005 年至2006 年,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相关单位对南宁至百色高速公路工程建设涉及的百色旧石器时代遗址群、洛湛铁路涉及的梧州市木铎冲旧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成果显著,使其再次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热点地区。

    此篇文章是广西的同仁们在2010 年结合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 对驮娘江流域进行的一次史前文化专题调查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驮娘江是右江的主要支流之一,在驮娘江流经的田林县,过去曾发现多处石器时代的遗址,并对其中的两处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一批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此次专题调查共发现58 处史前文化遗址或地点,其中旧石器遗址或地点34 处(14 处分布在田林县,20 处分布在西林县),新石器遗址或地点24 处。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从发现的34 处旧石器遗址中择其有代表性的18 处进行了介绍,并对该流域的旧石器共同特征进行了归纳总结,同时对上、下游旧石器上存在的一些差别也进行了分析,并对产生这些差别的因素作了初步分析。最后通过对遗址断面、文化遗存的内涵以及石器的的制作方法的分析,推测此类遗址的年代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此次调查发现的旧石器通过对石器的原料、加工方法、工具类型等分析,发现它们既具有百色盆地旧石器的一些特证,同时又具有云贵高原的文化因素,从地理位置来看,驮娘江是连接云贵高原和广西的一条重要水道,由此证明该水道不仅是人类迁徙的通道,更是文化传播的走廊。

    除了百色盆地外,此次在驮娘江流域发现了如此多的旧石器地点证明了广西的旧石器考古研究工作确实是大有作为的。

 

江苏常州兰陵恽家墩汉墓发掘简报

唐星良; 彭辉; 王偈人; 胡志良; 雷磊; 史吾善; 左树成; 黄建康;(江苏常州博物馆;)(44)

【导读】自2000 年至今,常州博物馆参与发掘的各类考古工作已逾百起,发掘地点涵盖常州(含武进、金坛、溧阳)全区,出土各类文物数千件,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均有所获。其中新岗新石器时代遗址、广成路明墓、恽家墩汉墓等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较大的学术影响。

    恽家墩汉墓位于常州市兰陵迎宾路福海大饭店(原工业展览馆)院内,为一座长50 米,宽40 米,高6~7 米的巨大土丘,因地近恽家村,故名“恽家墩汉墓”。解放前后,该墩屡遭劫难,出土了大量的釉陶罐、印纹陶器及青铜器、铁器等。2007 年12月24 日至2008 年4 月17 日,为配合城市基本建设,同时也为进一步摸清恽家墩的内部结构和剩余文物资源,经国家文物局同意,常州博物馆对恽家墩汉墓进行了科学发掘,收获颇丰,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该简报的撰写工作。

    该简报内容共有两个亮点,第一个亮点就是一次性发掘的墓葬数量较多,共清理汉~六朝墓葬36 座;第二个亮点就是出土各类随葬品特别丰富,共计292 件,其中可修复的达179 件,其中不乏精品,成为常州市博物馆的展品首选。简报将汉代墓葬形制分为竖穴土坑(19 座)和砖室(16 座)两大类,作者以M13、23、25、26 为例,对不同类型的土坑墓进行介绍;又以M5、7、12、18、27 为例,对不同类型的砖室墓进行介绍。面对众多的随葬品,作者进行了类、型、式的区分,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作了详尽的描述,为相关专家、学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资料。此次发掘未发现有绝对纪年墓,但作者根据丰富的随葬品如鼎、盒、壶、瓿等器形的演变规律,辅之以墓葬中出土的铜钱和铜镜,再参照临近地区的汉墓发掘资料,将所发掘的墓葬大致分为西汉中期前段的武帝时期、西汉中期后段至西汉晚期、王莽至东汉早期、东汉中晚期、六朝时期共五期,这无疑为我们研究同时期的墓葬资料提供了很好的标尺。在结语中,作者通过对各期墓葬的葬俗分析,对早期的“并穴合葬”形式以及汉代家族性墓地在规划和组织上的演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很值得我们借鉴。面对如此丰富的资料,简报内容自然难以概全,我们期望着着更深入的研究成果在不久的将来面世。

 

栽培稻与稻作农业的起源

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浮选结果及分析

赵志军; 陈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四川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60)

四川成都城乡一体化工程金牛区5号C地点考古出土植物遗存分析报告

姜铭; 赵德云; 黄伟; 赵志军;(四川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68)

【导读】通过题目读者不难发现,前两篇植物考古的文章都涉及到在四川地区开展的浮选工作,其主要研究内容是通过对浮选结果的分析,探讨四川地区的早期农业生产特点。金牛区5号C地点是成都金沙遗址的一个发掘点,年代在商周时期。通过对该地点浮选出土的农作物遗存和其他植物遗存的分析发现,金沙遗址古代先民的农业生产显示出了一种稻作农业与旱作农业并存的特点,但是稻作农业具有明显的优势。营盘山遗址和金沙遗址金牛区5号C地点所表现出的在农业生产特点上的差异值得学术界的关注,其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例如,两处遗址所处地区的不同生态环境、遗址年代的早晚差异、遗址内涵表现的不同文化传统以及与其他文化相互交流等因素。这两篇文章对今后深入探讨四川地区的古代农业生产的特点和变化,乃至当地古代文化的发展和相互交流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甘肃省礼县西山遗址出土动物骨骼鉴定与研究

余翀; 吕鹏; 赵丛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73)

【导读】另外一篇文章是动物考古学的研究。西山遗址位于甘肃省礼县,文化堆积的年代自新石器时代到两周时期。文章通过对该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的鉴定、测量和量化分析,围绕西山遗址古代居民对动物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展开讨论。例如,仰韶文化晚期的家畜品种有狗和猪,至西周及东周时期,增加了马、黄牛、绵羊和山羊;狗作为肉食资源或伴侣动物的方式在各期并未发生改变,至两周时期也用于随葬和祭祀;其他家养动物除作为肉食资源外,还在墓葬和祭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再如,家畜饲养和和狩猎是仰韶文化晚期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两种主要方式;西周和东周时期,家畜饲养业成为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主要方式。两周时期的古代居民对随葬和埋葬动物的选择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这不仅表现在随葬和埋葬动物的种属选择集中于特定种属的动物身上,而且表现在不同种属动物的年龄分布各具特点。

 

土与火的艺术

郑和下西洋·新航路开辟·明清景德镇瓷器外销欧美

彭明瀚;(江西省博物馆;)(80)

 

宋代“计酒”具小考

周燕; (江西省电力技术职业学院;)(95)

 

民族考古

广西靖西龙腾中屯壮族的原始制陶技术

付永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00)

【导读】陶瓷是人类文化史上的重要发明,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古代文明、不同文明传统内部之大小不等的地域性文化,都拥有差异程度不等的陶瓷文化,因此陶瓷史成为考古学上研究人类文化史、族群谱系关系史的最重要指示物,成为考古学上重建历史的最重要依据之一。陶瓷考古的研究内容是多方面的,民族考古向来是陶瓷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中外考古学家、人类学家都予以重视。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的考古学者主要在西南开展了一系列少数民族地区原始制陶的调查研究,著名的有李仰松先生关于云南佤族、傣族、彝族及海南黎族原始制陶工艺的调查,并结合仰韶文化的制陶工具发现,研究史前时代的制陶技术发展史的不同阶段,是制陶工艺之民族考古调查研究的奠基。此外,宋兆麟、黄展岳、杨原、张季、林声等人分别对贵州苗族、云南傣族、云南元谋汉族等原始制陶的调查研究,也都是这方面重要的成果。除了技术史的调研外,还有人作文化史的民族考古研究,我曾探讨过台湾高山族民族志中的原始陶器群与闽台史前文化间的源流关系。伴随着考古学的自身发展与完善,陶瓷史的民族考古学研究还可拓展更广阔的研究领域和空间。本期收入的三篇文章,在这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突破。从调研对象看,华南的许多族群社会、包括汉人社会中都保存大量原始制陶工艺,需要我们做更多的调查、充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博士生付永旭的《广西靖西龙腾中屯壮族的原始制陶技术》一文,首次为我们带来了壮族的原始制陶工艺信息,进一步丰富了原始制陶技术史的民族志文献。

 

东南龙窑技术的历史记忆——厦门同安坑仔口现代陶窑调查

羊泽林; 栗建安; 宋蓬勃; 陈建国;(福建博物院; 福建厦门市博物馆;)(106)

【导读】从调研内容看,传统的调研几乎都集中于原始制陶,对陶瓷史上晚近历史时期的窑业技术史缺乏民族志的类比。东南地区是中国古代陶瓷发展的重镇、龙窑技术的中心之一,在世界陶瓷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东南龙窑技术源远流长,但龙窑技术史的复原研究主要是通过东南各省地下埋藏的唐、宋、元、明等历代窑址的考古发掘资料来展开,闽浙各省山地社会中若干年前仍旧青烟缭绕的龙窑工场,长期未能引起学者的注意。福建博物院羊泽林、栗建安、厦门市博物馆宋蓬勃、陈建国先生合作的《东南龙窑技术的历史记忆———厦门同安坑仔口现代陶窑调查》,独辟蹊径,首次披露了一处闽南现代龙窑的形态与结构,将一处近年刚刚停烧的现代龙窑的“准民族志”资料展现在研究者面前,必将引起窑业技术史学者、陶瓷史学者的一阵兴奋。

 

菲律宾卡林阿地区陶器制作传统中的社会因素

米莉亚姆·T·斯塔克; 佟珊;(厦门大学历史系;)(117)

【导读】从研究领域看,似乎技术史是中国陶瓷考古的永恒话题,我们很少关注陶器上所反映的社会史信息,这方面得仰仗他山之石来攻玉。美国夏威夷大学人类学系教授Miriam T. Stark 著、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佟珊翻译的《菲律宾卡林阿地区陶器制作传统中的社会因素》一文,以菲律宾吕宋岛科迪勒拉(Cordilleras)山地卡林阿(Kalinga)地区的原始制陶为例,探讨陶器制作过程的技术风格、陶器形态与装饰的物质模式,所体现的族群划分和社会分界,从物质文化的差别中钩沉社会关系,体现了考古学研究回归人类学本位。这类研究对于我们今后拓展原始制陶的民族考古,具有重要的启发。

 

别具只眼

吉金类系——海外博物馆藏中国古代青铜器(二):神面纹青铜器

张昌平;(武汉大学历史学院;)(128)

 

多维世界

圣水牛的家养/野生属性初步研究

王娟; 张居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 (134)

【摘要】水牛是现在中国南方稻作区的重要家畜之一。从更新世时期到全新世时期,中国南、北地区的考古遗址皆有水牛遗骸出土。本文从这些出土的水牛遗骸入手,综合其他学者的意见,对广泛出土于全新世时期遗址的圣水牛的家养/野生属性进行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更新世时期到全新世时期; 圣水牛; 家养/野生属性;

 

湖北襄樊魏晉早期墓出土釦(扣)器之涂金工藝研究 

胡飛; 秦潁; 劉江生; 王先福; 陳千萬;(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 湖北省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140)

【摘要】古文献记载釦器分为金扣、银扣和铜扣漆器,但对于涂金工艺研究尚有不足。本文主要利用X射线荧光光谱(XRF)、X射线衍射光谱(XRD)、傅里叶红外光谱(FTIR)和金相显微镜等仪器对漆器壶的扣器进行分析,从而揭示其涂金工艺。实验结果表明:该墓出土的木胎扣器是一件涂金铜扣器,金属扣基体是用红铜铸后热锻而成,表面装饰的金层是利用金汞齐法涂抹上去的。

【关键词】漆器; 扣器; 金汞齐;

 

中国南方地区宋元时期的仿古青铜器

王牧;( 浙江省文物鉴定审核办公室;)(143)

【摘要】在中国南方地区曾发现过多处宋元时期窖藏,并出土过数量可观的仿古青铜器;这些窖藏大都有相关的纪年,而且其中某些仿古青铜器本身就带有制作年号,提供了宋元仿古青铜器重要特征的识别依据,甚至可作为它们断代的标尺。本文即从这些有一定代表性的,且来源途径可信的出土仿古青铜器着手,以考古类型学的方法,梳理分析其特点。以期对传世的宋元以后仿古青铜器的断代提供参考。

【关键词】宋元仿古青铜器; 特征; 断代; 出土; 传世;

 

域外视野

現代人起源六十年之爭 

約翰·霍克斯; 米爾福德·沃爾波夫; 陳淳;(復旦大學文博系;) (158)

【导读】現代人起源的爭議由來已久,而遺傳學的沖擊尤大。1987年,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人類學家根據對147名各大洲不同人種婦女胎盤細胞中的線粒體DNA分析,將所有現代人起源追溯到20萬年前的一位非洲婦女。這一被稱為"夏娃理論"或"走出非洲"的假設對學術界和一般公眾產生了巨大的影響①。這意味著人類起源和進化的主干在非洲,其他各大洲的古人類代表都不過是進化中的旁支。后來,有學者對"夏娃理論"的遺傳學推理做了檢驗,認為現代人有一個共同祖母的說法十分可疑②。雖然目前國際學界承認,古代的非洲種群不管在規模還是在古老性上,對全球現代人進化有著最重要的影響,但是這種影響究竟是整體取代還是存在一定的基因交流仍存在爭議。本期介紹的是兩位美國人類學家對現代人起源之爭的歷史回顧,對我們了解好似霧里看花的現代人起源之爭有一定的幫助。現代人起源爭論的關鍵,在于如何解釋遺傳學證據與化石材料之間的矛盾。遺傳學研究表明,現代人的線粒體DNA和Y染色體變異非常小,表明其更新世祖先種群的規模很小,而且分布非常有限。但古人類化石卻表明人類祖先的種群不少,分布也很廣。如果古人類以很小的種群在漫長的時間里孤立進化卻沒有形成新的物種顯然不可思議。于是,一种“瓶颈说”被提出来解释这种现象,即人类进化在更新世末遇到一个瓶颈,只有少量基因被保留下来,“夏娃理论”就认为现代人都是一小群非洲人的后代。但是与“夏娃理论”不同,本文作者认为这种瓶颈在更新世一直存在,并提出了一种间断进化模式来说明人科化石记录的地理差异和遗传学解释,即人类进化是一种适应辐射(种群扩张)和物种选择(种群减少)的交替过程。他们认为,现代人起源也是这种过程的产物,大部分更新世人科化石是没有留下后裔的一批种群。在过去两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人类并非源自单一物种,而是来自由间断性物种形成事件所隔开的几个相继的物种,反复的遗传瓶颈大大减少了最后智人种群的遗传变异。作者还指出,现代人起源应该从生物人类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并重视自然选择的作用。

 

陶器生产的标准化和强度:专业化程度的量化

瓦伦丁·卢克斯; 付永旭译;陈星灿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66)

【导读】陶器的标准化是近年来中国考古学开始着力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因为陶器的标准化跟陶器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密切相关,因此研究陶器的标准化,便为认识陶器的生产方式,进而为了解这个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提供了一种重要手段。但是,如何研究陶器的标准化?面对大量的出土陶器材料,我们又该如何下手?这篇文章,会给我们许多启发。这是一篇法国学者的民族考古学论文,它通过分析印度、西班牙两地低效和高效两种陶器生产方式下出产的陶器,并通过和菲律宾的相关资料相比较,详细地考察了陶器生产的标准化与生产强度之间的关系。这项研究通过大量测量数据所得到的结论,比如小规模的生产确实能使陶工形成与高效生产者类似的使一组组陶器标准化的习惯;比如器物等级规模的主位概念也可能引起一定的差异,因而导致在类似的生产效率下,不同文化之间的变异系数值存在不同的范围;再比如在累积影响的情形下,小规模生产产出的陶器组中,不会出现至少两个参数的变异系数值均低于3%的情况等等,对于我们如何评估陶器的标准化,进而认识陶器生产的专业化程度,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碑刻研究

《王绍仙墓志铭》释文校补

鹏宇;(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178)

江南书法艺术宝库——秀峰摩崖石刻

万建怀;(江西南昌八大山人纪念馆;)(180)

《明故欧阳夫人王氏墓志铭》考

贺晏然;(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186)

 

文物赏鉴

山东临沂洗砚池一号晋墓出土的越窑青瓷

相启春; 田洁;(山东省临沂市博物馆; 山东省博物馆;) (189)

清代广州制造的西式钟表及其历史背景探析

黄庆昌;(广东广州博物馆;)(190)

清宫旧藏“大雅斋”款瓷器画样及“大雅斋”瓷器研究——以故宫博物院藏品为中心

赵小春;(故宫博物院;)(196)

 

江西省文物商店简介 

《商代江南——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商代文物精品展》   江西省博物馆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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