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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多大出嫁的,秦穆公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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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多大出嫁的,秦穆公姬

《列女传》秦穆公姬2018-07-14 20:37列女传点击量:108

恒之博士解读《诗经》第134篇渭阳

《史记·晋世家》记:“重耳出亡凡十九岁而得入,时年六十二矣,晋人多附焉。”海外流亡十九年后,晋文公终于得以回国为君。然而,岁月蹉跎,此时重耳已是花甲老人了。由此反推,在晋文公逃出晋国时,他已经四十三岁了。

《列女传》秦穆公姬

134.1我送舅氏,曰至渭阳。何以赠之?路车乘黄。

《史记》言之凿凿,可在其它史书中却别有歧见。

穆姬者,秦穆公之夫人,晋献公之女,太子申生之同母姊,与惠公异母。贤而有义。献公杀太子申生,逐群公子。惠公号公子夷吾,奔梁。及献公卒,得因秦立。始即位,穆姬使纳群公子曰:“公族者,君之根本。”惠公不用,又背秦赂。晋饥,请粟于秦,秦与之。秦饥,请粟于晋,晋不与。秦遂兴兵与晋战,获晋君以归。秦穆公曰:“埽除先人之庙,寡人将以晋君见。”穆姬闻之,乃与太子罃、公子宏,与女简璧,衰绖履薪以迎。且告穆公曰:

134.2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赠之?琼瑰玉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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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降灾,使两君匪以玉帛相见,乃以兴戎。婢子娣姒,不能相教,以辱君命。晋君朝以入,婢子夕以死。惟君其图之。”公惧,乃舍诸灵台。大夫请以入,公曰:“获晋君以功归,今以丧归,将焉用!遂改馆晋君,馈以七牢而遣之。穆姬死,穆姬之弟重耳入秦,秦送之晋,是为晋文公。太子罃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也,作诗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阳,何以赠之?路车乘黄。”君子曰:“慈母生孝子。”诗云:“敬慎威仪,维民之则。”穆姬之谓也。

《渭阳》,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晋献公之女。文公遭丽姬之难,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纳文公。康公时为太子,赠送文公于渭之阳,念母之不见也,我见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诗也。

《国语·晋语四》记:“晋公子人从之,可谓贤矣。”《国语》中不是说晋文公十七岁就“死亡”了,而是指他十七岁时“逃亡”在外。《左传·昭公十三年》也有类似记载:“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宠于献。好学而不贰,生十七年,而有士五人。……亡十九年,守志弥笃。”《国语》与《左传》互相印证,都说晋文公是在十七岁逃离晋国。

颂曰:

舅氏,秦康公之舅,晋公子重耳也。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纳之。时康公为太子。送之渭阳,而作此诗。

三本史书所记载的晋文公年纪居然有二十六年差距,到底哪家才更为可信?

秦穆夫人,晋惠之姊。秦执晋君,夫人流涕,痛不能救,乃将赴死,穆公义之,遂释其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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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载晋献公家世时说:“晋献公娶于贾,无子。烝(上淫曰烝,指与长辈偷情,因齐姜是晋武公之妾。)于齐姜,生秦穆公夫人及申生。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晋伐骊戎,骊戎男女以骊姬。归生奚齐,其娣生卓子。”由这段记载可知,因为晋献公没有嫡子,所以长子申生得以成为太子。在《左传》的描述中,秦穆公夫人即穆姬在前、申生在后,所以穆姬应该是申生之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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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申生年长于重耳,穆姬又年长于申生。

《渭阳》篇是《毛诗·国风》中秦国的第9篇。

重耳出逃晋国之年是公元前654年;这年冬,晋国灭虞国,把虞公与大夫百里奚都作为穆姬的陪嫁送给了秦穆公。

史是已经发生了的过去的事情,人们讲述和记录之后就变成了历史。所以,不记录无历史,基本上是说得通的。

按《史记》之说,重耳出逃之时四十三岁,穆姬既然是长姐,岂不得有五十岁上下了?五十多岁的穆姬嫁入秦国,与秦穆公两情相悦,还能生下两男两女——是不是有些太不合常理了?

讲述和记录,往往会因为人的不同而不同。这并不意味着哪一家就说错了,而是因为大家各自知晓的史事本来就不太一样。如果我们以张三说的故事和李四的讲法不同,甚至情节不同,就认定张三的是假的,却不是很好的,至少我们认为这样的立场可能存在着问题。

因此,太史公记晋文公四十三岁逃亡之说,太不合常理。

《毛诗》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故事,我们看到从开篇一直到134篇,毛公从来没有放弃过历史地讲述诗篇。这样的讲法,为我们开创了一种将诗歌与历史,诗篇与现实联系起来的方法,也就是说,诗篇从来都是关于现实中的人的故事。讲历史,不是单纯为了记录,仅仅只有记录,那还只是一本账目,成不了历史。

然而,如果按《国语》与《左传》十七岁逃亡之说,也存在一小小的瑕疵。

后来人讲故事,也喜欢把诗篇和历史结合起来。当然可以反过来说,比如把历史的故事结合诗篇来讲一讲,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刘向《列女传》。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曰:“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群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绛。”这次让群公子守边疆,是骊姬为离间晋献公父子所定下的计谋。如果重耳出逃时十七岁,那么这一年他不过才六岁,夷吾则年龄更小。如此幼小的年纪,如何能担当得起守土护僵的重任?而按照《史记》说法,则重耳被发配守边疆之年为三十三岁,早已成年,当然合理得多。

《列女传》中引用诗篇次数超过了一百次,这在流传下来的汉代书籍中是比较少见的,也为后来学者们考证诗篇的“本事”提供了很多有意思的设想。我们先看看刘向是如何用《渭阳》篇的:

更何况,在《史记》中有关太子申生兄弟姐妹的关系还有另一说法。

穆姬者,秦穆公之夫人。……穆姬死,穆姬之弟重耳入秦,秦送之晋,是为晋文公。太子罃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也,作诗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阳,何以赠之?路车乘黄。”(《列女传补注卷二贤明传》,第56-57页)

《史记·晋世家》记载:“太子申生,其母齐桓公女也,曰齐姜,早死。申生同母女弟为秦穆公夫人。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按“晋世家”所言,穆姬不是太子申生姐姐,而是他的妹妹。既然穆姬是申生之妹,那么她可能是重耳之姐,也可能是重耳之妹。重耳出逃之年她刚出嫁,说明她不可能是重耳之姐,而是重耳之妹。太子申生之母在生下申生后,隔二三十年之后又生下了穆姬,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之事。

另外,《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列传》(第857-858页)中也曾引用过这段故事。说的是马援不仅自己厉害,他的后代也相当不错,其女为皇后,儿子马防、马光等都是贵戚,是货真价实的二代,很有本事,很嚣张,也很招人嫉恨。

如此一来,《史记》有关晋文公年龄的说法就较为合理了。

后来史书作者在记录这段事情的时候,加了一段诗篇,可见汉代的贵族们对于诗篇的理解,是有些共识的,这也许是刘向之类的大儒们的工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可惜,同样是在《史记》中,“秦本纪”中却出现了另一种说法。

防兄弟贵盛,奴婢各千人已上,资产巨亿,皆买京师膏腴美田,又大起第观,连阁临道,弥亘街路,多聚声乐,曲度比诸郊庙。……

《史记·秦本纪》记载:“穆公任好元年,自将伐茅津,胜之。四年,迎妇于晋,晋太子申生姊也。”在此处,太史公又否定了自己的说法——到底穆姬应该是申生之姐还是之妹?不但如此,“晋世家”中的另一记载,也让太史公陷入了难以自圆其说的境地。

帝不喜之,数加谴敕,所以禁遏甚备,由是权执稍损,宾客亦衰。

在秦、晋韩原之战后,秦穆公大获全胜,俘获了晋惠公后班师回朝。此时,“晋君姊为穆公夫人,衰绖涕泣。”穆姬见丈夫即将俘获兄弟回城,穿着孝服哭泣。在这里,明确地指出穆姬时晋惠公的姐姐。因而,即便是穆姬比重耳小,但她却比夷吾大。按《史记》之说,重耳守蒲城之年为三十二岁,夷吾也同时被发配守屈,他年纪至少都应该在十七、八岁左右。十一年之后,夷吾年龄二十七八岁,而穆姬则已三十左右了——这么大年龄出嫁,虽然比五十岁已少了二十年,但在春秋时代依然是不可思议的。

八年,因兄子豫怨谤事,有司奏防、光兄弟奢侈踰僭,浊乱圣化,悉免就国。

况且,重耳虽然比夷吾年长,但兄弟俩年龄差距正常应该在五岁以内;照此推断,穆姬出嫁时的年龄应该在四十岁以上了,甚为荒唐。

临上路,诏曰:“舅氏一门,俱就国封,四时陵庙无助祭先后者,朕甚伤之。其令许侯思愆田庐,有司勿复请,以慰朕渭阳之情。”

因此,不管是穆姬是重耳姐姐还是妹妹,《史记》中有关重耳年龄的说法都矛盾重重,实在太不可信。

《渭阳》,《诗·秦风》也。秦康公送舅晋文公于渭之阳,念母之不见也。其诗曰:“我见舅氏,如母存焉。”

既然《史记》之说不可信,那么《国语》之说就更接近于史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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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说重耳出逃之年十七岁,即便是穆姬长于重耳,也就二十来岁左右。《周礼·地官·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穆姬二十岁左右出嫁,也符合当时的婚嫁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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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说到重耳、夷吾年幼守边疆,反正他们各自有一帮大臣扶持,年龄再小也有谋臣担当。重耳身边的舅舅狐偃等人,夷吾身边的舅舅虢射等人,都是治国之才,日常执政都不会出现大的失误。虽然年幼的儿子去守边疆太不寻常,可晋献公在骊姬蛊惑之下,早已失去了自我思考的能力,倒也不是绝对不可能。

刘向《列女传》的这一篇故事比较长,今天阅读的时候,大概还是需要翻译一下,这是我们读古典时再常见不过的了。

通过以上种种分析之后,足见《史记》中有关晋文公年龄的记载确实不太可靠。所以,在此不得不斗胆向司马迁老前辈问上一句:太史公啊,如果重耳四十三岁逃亡,那么他姐姐穆姬岂不是得五十岁才嫁秦穆公?这样的低级错误,到底是如何造成?

这段故事大概意思说的是在春秋时期,各国诸侯之间以通婚的形式相互支援,这是周家封建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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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一方面是为了周家的安全,同时也为各诸侯之间保持相互协作关系打下来基础。相互之间有血缘的关系,应该守望相助。

可惜,到了春秋时代,这种守望相助的情谊,慢慢淡漠了,所以能坚持这种做法的,往往就成了贤人了。

后来也是如此,当有些价值不在被大多数人遵从的时候,某些做做到了,他们就成了榜样人物。据说秦穆公的老婆叫穆姬就是这样一位值得尊敬的榜样人物。

穆姬,这是后来人的称呼。穆,是秦穆公;姬,是她的姓,这是周家人的标志。她是秦穆公的老婆,是晋献公的女儿,是晋国太子申生的同母姐姐,是晋惠公夷吾的异母姐姐。总之,我们可以说她在晋国的小一辈中是大姐大,是很有威信的。

后来,她远嫁秦国,成了穆姬。而她的祖国却乱七八糟了。先是,她父亲杀掉她的亲哥哥申生,要立另外一个公子当继承人。

诸公子还没被杀掉的就赶紧逃亡,一夜之间,晋国公子们全部成了红通。其中,夷吾就逃到了魏国,也就是《孟子》书中所谓的梁国。后来,又和秦国人接洽上了。等到晋献公死后,公子夷吾就在秦国人的武装支持下,回到了晋国,当上了新一代的晋国国君,后来我们称之为晋惠公。

晋惠公当了国君之后,穆姬给他写了封信,要他善待家族成员,因为“公族者,君之根本。”如果没有家族,仅仅有了国君,这个国家的前途是堪忧的。惠公当年是听话的小弟弟,现在已经是国君了,就不用听大姐的,凡事自己做主。穆姬说的话,只是耳边风而已。

晋惠公还很快就撕毁了和秦国合作的协议,让秦国人很不爽。晋国人发生了灾荒,秦国人借粮食给晋国人;秦国人有了灾荒,晋国人却开始看热闹。

于是,秦穆公就让他的将军带着一彪人马,直接把那个被权力冲昏了头脑的晋惠公给俘虏了。秦穆公说,这小子不是个东西,得拿他当祭祀的供品,在祖庙供奉祖先吧。

穆姬知道这个事情之后,赶紧去带着人去劝解秦穆公。很简单,不能因为对方是牲口,你也要是牲口。

不过,穆姬没有这样说。她说的是,国君在一起应该是谈谈人生理想的,没想到现在却是要谈谈怎么个死法,这个实在是老天的惩罚。我是晋国国君的姐姐,没有教好他,他让您蒙羞,这是我的错。我再不想见到这人了,如果他来的话,我就自杀。

秦穆公没辙了,就没有杀掉那个晋惠公,最后还是放了他回国了。

穆姬死后,她弟弟公子重耳来到秦国。在秦国人的帮助下,重耳回国当上了新一任晋国国君,也就是着名的晋文公。送公子重耳回国的人是他的外甥,秦国太子罃,也就是穆姬的儿子。

在送舅舅回国的时候,太子罃想起来他已经去世的母亲,念了一首诗:“我送舅氏,曰至渭阳,何以赠之?路车乘黄。”有人评论说:“慈母生孝子”,说的就是穆姬这样的人。《诗经》中说:“敬慎威仪,维民之则”,用来形容穆姬也是不错的。

最后,刘向写了一首老干体的诗:

秦穆夫人,晋惠之姊。秦执晋君,夫人流涕,痛不能救,乃将赴死,穆公义之,遂释其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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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说的这个故事,显然不是一个很完整的历史故事,只是讲了一个故事。主要在于说明,女性的典范作用,不仅可以决定国家政治的走向,也可以决定一个国家的未来。刘向为什么要这么看,我们不知道。如果要论女权主义的话,刘向应该算是一个先驱人物了。

回到诗篇。毛公说,这首诗是秦康公,也就是穆姬的儿子思念、怀念、想念至亲之人而写的。

秦穆公收留了晋文公,送他回国的就是太子罃。过了很多年,太子继位成了秦康公,这时候他母亲早就不在人世了,而他那个掀起来了滔天巨浪的晋文公也已经不在了。想到自己的母亲,想到自己的舅舅,秦康公满是感慨,于是就写了首诗,这就是《渭阳》篇。

对于这样的历史故事,李辰冬《诗经通释》(第540-541页)觉得不靠谱。李氏说:

我们再说一遍,《诗经》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是一部有骨肉、有灵魂,一脉相连的活生命。可惜后人把它割裂得四零五散,支离破碎而变成一堆废铜烂铁。现在发现了它的命脉,它的生命也就重新活跃起来。把这一篇排在这里,不是整个结束了玁狁的战事么。

李辰冬说,《卷阿》《鹿鸣》《彤弓》《南山有台》与《渭阳》等五篇,都是南仲于平定玁狁后,到首阳山去看望尹吉甫,尹吉甫歌颂他的作品。时间是宣王六年五月间。南仲是尹吉甫的舅舅,所以诗篇中说“我送舅氏”。

李辰冬说,《诗经》的字句都是实录,每一个字都可以考证出具体的时间地点。比如,舅氏说的就是尹吉甫的舅舅;而渭水就在首阳山去镐京的路途中间。南仲在周宣王六年五月间从曲沃到镐京来朝拜宣王。朝见之后,他祭告了祖先。然后去视察了尹吉甫。当时,尹吉甫的人马驻扎在首阳山,也就是《大雅·卷阿》篇中的“有卷者阿”的“阿”。南仲专门到首阳山看望了尹吉甫,见面之后,他就走了。尹吉甫写了好几首诗描写他们会晤的情形。

李辰冬的这种解读,当然是过于现代了,基本上是把传统和现代的各种说法打乱了重新说的,所以他的这套讲法并不见得为学者们所接受。不过,我认为,这样的故事讲的很好。《诗经》本来就是为了用的,有人能用他来讲一个很完整的历史故事,一个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也是很有意思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首《渭阳》篇是送别的诗篇,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至于是谁写的,什么时候写的,又是为谁写的,在释经学中有无数不同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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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学《诗》本身,一方面可以知道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这叫做“多识鸟兽草木”;一方面可以知道一些古典的文化常识和人文的关怀,这就叫做“兴于诗”;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能够知道怎么去做事情,这叫做“不学诗何以立”。

讲历史故事的时候,结合诗篇来说,当然也是可以视为是一种将诗篇运用起来的方法,只有把诗篇用起来,才能让诗篇变得比较有意思,至少刘向当年是这样设想的。

总之,诗篇是拿来读的,可以诵读一番,陶冶一下性情;诗篇更是拿来用的,可以作为我们读书作文、理解人生的依据或路标。至于怎么用,那就靠读诗篇的人自由发挥了。我们可以说,几乎是每一个写下点关于《诗经》的东西的人,大概都是各有各的读法,惟其如此才值得一些。复读机,是不需要写下来的。

作诗的人从来没有想过人们会怎么去用它,也不知道人们会怎么去用它;解释诗篇的人,也没有想着说他的解释就是唯一的准确解释,只是为了让人增加一点理解力和想象力罢了。

《毛诗序》是留存至今最为完整的诗篇解释,也是我们阅读诗篇时需要看一看的。这就有了在释经学上所谓的“尊序派”“反序派”的路线斗争,当然,还有新的一派,比如朱子之类的就算是走上了新的路线。

在“尊序派”,似乎不用过多的说,因为依照《序》说来解释,看起来就是保守的。可是,一旦那些反对者成为历史,我们坚持反对者的意见的话,岂不是也是保守的么?比如坚持朱子的说法,是不是保守呢?当年的创新,以后就成了常识了,也就不成其为创新了。

在创新的道路上,永远没有尽头,而有时候,保守却未必真的能保守得了。

最后来几段“尊序派”的保守说法,结束《渭阳》篇。

当然,“尊序派”也各有各自的说法,有的是引用别人的说法来证成他们的说法,有的是引用经典来说明问题,有的是通过情理的关系来论证诗篇的意义,也就是说,即便是“尊序派”:

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卷十二:

朱氏曰:我见舅氏如母存焉,盖为康公之语。

范氏曰:见舅而思其母,此人之情也。人能充是心则孝,亦无不至矣。若康公者未能充之也。然其以是心而作是诗,亦足以为孝矣。

广汉张氏曰:康公为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见,是固良心也。及其即位,循是心而赋诗,是以夫子有取焉。而卒不能自充,于令狐之役,怨欲害乎良心也。使康公知循是心,养其端而克之,则怨欲可消矣。(《吕氏家塾读诗记》,第245页)

钱澄之《田间诗学》:晋之负秦非一事矣。重耳由秦有晋,入晋而即背秦,所谓“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此其一端也。至襄公后,遂与秦世仇。使吕相绝秦,反以令狐之役归罪于秦,且曰康公我之自出,谓康公为忘本者,玩《渭阳》之诗,情辞笃挚,晋之恶不暴而自着矣。(《田间诗学》,第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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