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捷搜索:

抗战胜利后的中间道路思想,张君劢的夫人子女

- 编辑:www.4858.com美高梅 -

抗战胜利后的中间道路思想,张君劢的夫人子女

张君劢原名嘉森,生于江苏嘉定,是我国著名政治家、哲学家,被誉为“玄学鬼”、“中华民国宪法之父”。他早年留学日本、德国,归国后推崇唯心主义哲学,参与组织中国民主同盟,组织“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等。他的一生充满矛盾,既当过党魁又做过“战犯”,后来又以“第三势力”自居,不接受国共两党的示好,于1969年病逝旧金山。人物生平图片 1张君劢 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历史上人才辈出的时代之一。张君劢学贯中西,一生循着一个传统儒者的德性,主张以传统中华文明为根基,吸纳西方先进文化,力图以改良而不是革命的方式,把中国建成一个与本民族传统相适配的民主宪政国家,并毕生为这一目标而奋斗。但随着国共内战日见分晓,张君劢意识到他无法选择在国共任一方的庇护下生活,只有飘零海外,彻底地转入儒学的探究,因而他迄今在两岸仍是一个陌生的存在。 必为人杰 1887年1月18日,张君劢出生于江苏嘉定县一个儒医兼商人的家庭。6岁私塾启蒙,从小读书用功,悟性过人,特用功于朱熹的《近思录》,这滋养了他温和虔敬的性情,也培育了他一生“尊德性”的信念。可能因为家道中落的原因,12岁时,张君劢奉母命考入上海江南制造局广方言馆接受教育(当时风气未开,社会还以科举为正途,故一般家庭不会送孩子上这种学校)。 在广方言馆,每周4天上午读英文,张君劢的英文技能得到了很好的训练。他大量阅读了译书局翻译的书,对西方典籍的接触,极大地开阔了他的学术视野。正是在这里,张君劢开始“知道世界上除了做八股文及我国固有的国粹外,还有若干学问”。与此同时,广方言馆也极其注重国学教育,每周其余3天上午则诵习国文,国文的主要训练是读“三通”,即研究传统中国制度之学不能绕开的《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教张君劢国文的袁观澜是一位博洽的学者,在他这里,张君劢对政治制度的终生关注得到启蒙。不仅如此,由于广方言馆还教授策论,也就是政论,张君劢后来擅长写政论文章,最早也是在这里发蒙的。课余时间,张君劢还花了大量精力阅读《资治通鉴》《日知录》和《曾文正公全集》,中国传统士人忧国忧民的道德观也浸润到了他的血液里。 在广方言馆,张君劢学业优异,在中西学方面都得到极好的训练。独具慧眼的袁观澜已经看到这个年轻人的广阔前途,他回忆说:“君劢天生奇质,博闻强记,我不病其易于冲动,且喜其必为我邑之人杰。” 留学日德 1902年,张君劢15岁,在宝山县乡试,应试策论,对此驾轻就熟的他轻松地就中了秀才。次年,近代中国著名教育家马良在上海创办震旦学院,当时刚从美国返回日本的梁启超不但将震旦学院的招生启事登在了他主持的《新民丛报》上,还特别在同期撰写《祝震旦学院之前途》一文,文中有“中国之有学术自震旦学院始”。看到这篇文章的张君劢深受刺激,于是不惜重金进入了这个学院,修拉丁文。然而半年以后,因经济困难而辍学。1904年,17岁的张君劢考入南京高等学校,但学习不及一年,由于他在上海参加了当时抗议俄国非法侵占中国东北的义勇队,最终被勒令退学,而不得不由友人介绍赴湖南任教于中学。据说,他在湖南授课时,有次论及国际形势以及列强对华的侵略,语调激昂慷慨,竟使得学生当场号啕痛哭,甚至晕倒在地。可以想见,若不是张君劢爱国情绪的深沉激烈,断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1906年,上海宝山选派8人赴日本留学,张君劢和他的弟弟张公权(嘉璈为近代中国极为著名的金融家)双双入选。同年3月,还在蜜月期的张君劢告别新娘沈氏,启程东渡日本。这年秋天,他考入早稻田大学经济科。按照清政府的规定,只能资助张君劢学习理化,然而他却选择了他感兴趣的法律和政治学,于是半年以后,资助便终止,随后给他提供撰稿费的《新民丛报》停刊,张君劢被迫在清苦的环境下坚持学习。早稻田当时采用的是英文教材,因此张君劢见识了诸多英文政治和法学典籍。除此以外,张君劢的老师们经常提及在政治和哲学方面的德国学者及其著作。笔者臆测,德国艰难统一并迅速崛起的历史给德国学者积淀下的深沉情感在他们著作中留下的深刻烙印,一定给他这颗关心深重国难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总之,张君劢从此下定了去德国留学的决心。 在日本,张君劢以立斋的笔名翻译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这是英国著名政治思想家穆勒的名著《代议制政府》的摘译。张君劢为它专门写了一段“小引”,并不时在文中添加按语,比较了中国的民族关系,反对革命派的“排满”,而主张民族宽容。从中可以看到的是,张君劢反对革命派以革命的方式推翻清政府,而主张改良立宪。需要指出的是,在穆勒的作品中,本来就强调政体必须和国民的性情相适宜,而这样一个政体最终必须靠它的国民,政府才能运转,而且其国民也愿意。因此,这不仅是如有的学者所说的,这个学说适合为当时中国的改良立宪派张本,而且也应该符合张君劢的一贯坚持。事实上,他以后的政治活动无论是斗争还是妥协,都围绕着相近的思路进行。所以,有学者指出:“就某个意义上来说,《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奠定了张君劢一生政治思想的一个里程碑。”这应是切当之判断。随后,他又撰写了《论今后民党之进行》一文,文中他主张提倡国民教育,提高国民素质,使国民成为真正的公民;同时,他又强调领导人物的作用。他已经初步形成了精英人物奋斗于上,国民奋斗于下,双方和谐努力的政治理念。 1910年,张君劢毕业,获政治学学士学位,启程回国。不久,他参加了学部考试,取得殿试资格,次年经殿试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成为中国末代翰林。随后,他积极参加了梁启超阵营的政治活动,最终由于激烈攻击袁世凯听任外蒙古分裂的罪行,为暂避袁世凯的迫害,在梁启超的安排下,于1913年取道俄国赴德入柏林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 这是张君劢第一次赴德国留学。德国的大学充分尊重学生的自由,但这反而给当时德语还不熟练的张君劢出了一个难题,而且他当时志不在做学问。他自己曾确认过这一点,他说由于受清末民初知识界那种“求学问是为改良政治,是为救国,所以求学问不是以学问为终身之业,乃是所以达救国之目的”的风气影响,因此,他“在德国读书约有两三年,而自己无多大心得。……虽两三年中读书甚勤,但始终站在学问之外,学问与自己尚未打成一片。” 张君劢第一次留学德国之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如火如荼地进行。他学问没有做成,但显示了做一个出色的政治观察家的潜质。自战争开始,张君劢一直留意时局,买了不少书籍,并结合报刊,研究战争的进展。他还在房间挂了一张大地图,在地图上标记战线,并预测战局的胜败。他是如此投入,以致他的房东误把他当成是来自日本的间谍。终于有一天他被房东大娘抓了个“现行”,直到到了警察局,误会才解开。张君劢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成是“启发吾人知识之最好教科书”,撰写了一系列时评刊发在国内的报刊上。他的结论是:只有教育、工业和科学技术都发达的国家,才能在近世战争中稳操胜算,打败敌人,否则就会像俄国那样被敌人打败。心系祖国的他,得悉国内袁世凯称帝的闹剧正在上演,他决然地放弃了学业,回国参加反袁斗争。在袁世凯死后,他和梁启超主导的“研究系”,积极鼓动北洋政府参加对德宣战,但最终沦为军阀斗争的牺牲品。在政治上失意的梁启超和张君劢以个人身份为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出谋划策,这促成了张君劢二度留学德国。 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的惨重失败,极大地打击了张君劢,他认识到国际上只有强权,而没有公理,国家若本身软弱,所谓外交只是一句空话。这种打击坚定了他早已形成的要培养强健国民以壮大国力的认识。带着失望的情绪,他们一行继续欧洲的游历。对倭铿的拜访,改变了张君劢的人生轨迹,他最终决定留在德国拜倭铿为师。倭铿是现代德国著名的生命哲学家,他主张人的精神意志的重要意义,张君劢发现了他的学说中蕴藏着和孔子相合之处:“孔子之所谓诚,即奥氏所谓精神生活也;孔子之所谓以诚尽人性物性者,即奥氏所谓以精神生活贯彻心物二者也。奥氏之所谓克制奋斗,则又孔子克己复礼之说也。”两者之不同则是,孔子为“抽象之论”,奥氏“则有科学根据”。张君劢的这段比较极其重要,它应该最能反映他一生的思想坚持和政治追求:一方面,他相信科学的力量,希望自己的祖国能依靠科技强国;另一方面,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现实,使得他又质疑科学支配人的后果。他想要的是既要让科学造福于落后的祖国,中国又能坚守重视人际和谐的优良传统。这就是张君劢毕生奉行不懈的“德、智”并重的道路。 源于资本主义之贪婪而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社会主义思潮展示魅力提供了最现实的政治舞台。推崇魏玛宪法、一直试图以改良而不是革命把中国建成宪政国家的张君劢恰在此时与它相遇,因此,他试图通过国家社会主义拯救中国的思路就很自然地成型了,并从此成了国家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坚定支持者。 张君劢第二次留学德国,由于心系国家的政治命运,再次放弃了博士学位回到中国。这一次他无意间竟在中国引发了一场文化争论。 玄学鬼 张君劢深刻地研究了《魏玛宪法》,对德国人民的服从和奋斗精神印象深刻,他把这归为德国能从一盘散沙很快完成统一,并实现宪政的主因。他由此想到了中国自辛亥革命以后,徒有各种版本的宪法,却总是崇尚武力,而不能实现宪政的可悲现实,他认为问题出在中国人缺乏基本的政治品格。1921年10月,他写成《国民政治品格之提高》一文,系统比较了中西政治的异同。他认为要拯救中国,必须以西方的“理性政治”取代中国的“武力政治”,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建立一个理想的政党,通过政党教育人民来达成他为中国找到的政治出路。他相信“理想的政党成,则理性政治之实现必矣”。思考至此,他认为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1922年1月,张君劢陪同来华讲学的哲学家杜里舒回到中国,不期,在实践政治之前,他先成了“玄学鬼”。 张君劢回国之时,正值“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知识界对“德二先生”的崇拜热情正高。1923年2月4日,陪同杜里舒北上天津和北京讲学的张君劢,应著名学者吴文藻之邀为即将出国留学的清华学校的学生做“人生观”的演讲。没想到这一次偶然的讲演,竟在当时的中国学界引起轩然大波。 张君劢演讲的题目出自倭铿的一本书《大思想家的人生观》,其主旨在于说明科学并非万能的,由于听讲人的特殊身份,所以他一开始就特别提醒他们不要以为天下的事都受科学因果律的支配,人们熟悉的人生观问题更是如此。他说:“天下古今之最不统一者,莫若人生观”。这一看法,客观地说,应该符合张君劢已经成型的思路,而且在今天看来,也有相当的合理性,但它恰冲撞了当时国内对“德、赛二先生”的崇拜,这篇演讲词刊登在了《清华周刊》的第272期上。 张君劢的好友丁文江这个著名的科学家率先发难,他读到该文后“勃然大怒”,先后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和《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激烈批评了玄学是“无赖鬼”,认为科学方法是万能的,科学若导致问题是出在政治家和教育家身上。他说是“玄学的鬼附在了张君劢身上”。张君劢由是获得了“玄学鬼”的称号。 由于张君劢对丁文江做了反击,并发展成“东方文化救世”的立场,于是这场笔战的范围大为扩展,当时众多精英人物都卷入到了这场论战中,这就是所谓的“科玄论战”或“人生观论战”。热衷以结果来论成败的学者通常愿意认为是“科学派”取得了胜利,但实际上,随着辩论的深入,双方的观点都日益走入极端,因此,评价这场论战的胜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从当时论战的各方谁也没有最终被说服来看,如何评价这场文化论争需要更复杂慎重的考虑。 也就在这一年,张君劢结识了冰心的好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毕业的福建才女王世瑛。张君劢对王世瑛一见钟情,并迅速展开追求。王世瑛对此有些犹豫,于是写信给远在美国的冰心,向她征求意见。冰心在《我的良友─—悼王世瑛女士》一文中写道:十三年的春天,我在美国青山养病,忽然得到她的一封信,信末提到张君劢先生向她求婚,问我这结合可不可以考虑,文句虽然是轻描淡写,而语意是相当的恳切。我和君劢先生素不相识,而他的哲学和政治的文章,是早巳读过,世瑛既然问到我,这就表示她和她家庭方面,是没有问题的了,我即刻在床上回了一封信,竭力促成这件事,并请她告诉我以嘉礼的日期。 1925年张君劢与沈氏离婚后,正式迎娶王世瑛。冰心寄了一只镶有桔红色宝石的手镯做为贺礼。张君劢与王世瑛共同生活了二十年,生育了五个孩子。两人感情非常好。然而天意弄人,王世瑛于1945年在重庆因难产去世。张君劢为她写下了《亡室王夫人告窆述略》,余生都没有再娶。 宪法之父 “科玄论战”其实只是张君劢生涯中的一个插曲,如果说这对他有什么意义,充其量不过是把他的政治主张的思想基础予以宣示而已。他的志向是要使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宪政国家。他要为中国制定出最好的宪法,然后在政治实践中去检证。 张君劢为中国制定宪法的经历从他1922年回国之初就开始了。自袁世凯败亡以后,中国军阀以抢夺中央政权为中心而使全国陷入混战的局面。当时国内知识阶层有鉴于这种危局,不少人主张通过变更国体,通过联省自治实行联邦制来挽救时局。在这个背景下,1922年5月7日,八团体国是会议在上海总商会开幕。张君劢作为小有名气的宪法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应邀出席,并受国是会议的“国宪草议委员会”的委托,草拟成《国是会议宪法草案》两份,其中甲案代表张君劢本人的意见。在这个宪法草案中,张君劢实际上主张在中国实行结合单一制和联邦制的政治体制。这是因为若照搬美国的联邦制,则恰好为当时占地为王的军阀割据所用;若是实行单一制,则当时的乱局恰由以中央政权为依托的军阀坚持“武力统一”所造成。因此,综合中国的国情,他实际上主张在中国实行单一制,但以清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范围为前提,而整个宪政框架都以维护人民的自由权利为指归。 这次制宪是张君劢作为宪法专家在中国宪政史上初试莺啼。很显然,这部宪法虽然比较好地反映了张君劢的政治主张,但无法得到军阀们的尊重。张君劢一直试图以尊重国情为基础,以不从根本上违背他的宪政原则为前提而执行妥协路线。此后,他作为宪法专家不停地卷入当时中国宪法问题的争议中。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需要在这一主要敌人面前空前团结起来,国民党再坚持一党专政已举步维艰,张君劢的制宪才华在这时得到了全面体现。出于抗日大计,国民政府不得不成立国民参政会,1939年9月,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召开,结果会议颠覆了蒋介石的预想,演变成一场要求结束党治、实施宪政的会议。随后,宪政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虽然国民党万般阻挠,但随着美国卷入太平洋战争,中国的抗日局势的发展,中国政局也日渐发生变化。在抗日战争结束之时,在国内和美国的压力下,蒋介石政府不得不勉强于1946年1月10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此即旧政协。在国内和国际都要求民主、实现宪政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抛出尘封多年的“五五宪草”供代表们审议,结果张君劢提出了以五权宪法之名行英美宪政之实的宪法方案。张君劢批评“五五宪草”的国民大会制度是间接民权,不是直接民权。他主张直接起用公民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大权利代替国大;以立法院为最高立法机关;行政院为最高行政机关,对立法院负责,而不对总统负责;限制总统权力,使之成为虚位元首。这一议案矛头明显对着独裁无胆、民主无量的蒋介石,没想到国民政府负责宪法草案讨论的孙科,出于自己的政治私利竟然支持了张版提案,而由于蒋介石本人也一时疏忽,竟然成案! 蒋介石不能容忍这个旨在限制自己的宪法,他选择食言而肥,但在这样做的同时,也把自己独裁的嘴脸卖给了全国人民,在道义上他失去了合法性的依据。最后,虽然蒋介石违背了旧政协决议,修改了张版宪法,多数民主党派拒绝参加国民政府,修改后的宪法也被视为“伪宪法”,但为了欺诓人民,显示国民政府“多党民主”的形式,为了拉拢张君劢的国社党,蒋介石集团做了一定形式的妥协。 实际上,从学术的立场看,这个修订过的“宪法”在民国政治体制中形成了半总统制半内阁制的形式,在根本原则上并没有违背张君劢的宪政宗旨,该“宪法”的主体结构一直延续到蒋介石败退台湾一隅之后。 在这个意义上,张君劢是不折不扣的“中华民国宪法之父”。 党魁与战犯 张君劢关注中国宪法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抱负,他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理性的政党以教化人民,从而能真正确保中国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 张君劢一贯反对以革命的方式改造中国,因此早在北伐战争之时,他就是国民党的批评者。经过对国民党的观察,他预测在北伐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无非选择三条路:一是召集国民会议;二是实行一党专制;三是内部分裂,造成全国混乱。他认为第一种选择在当时国民的民主素质欠缺的情况下,只能重演政治操纵的故事。换言之,也就是说国民党只会走后两条路,而这将阻断中国的民主进程。从这个判断出发,他坚决地批评国民党也就可以想见。可悲的是,国民党竟然没有跳出张君劢给它划出的政治路向,1927国民政府成立后,随后就是全力清洗中国共产党,并同时引发了大规模的内部分裂,严格地说,一直到败退台湾为止,国民党面临的这两个政治困境始终未曾逃脱。 由于批评国民党,张君劢创办的政治大学为国民政府接收。随后他创办杂志,以政论的方式继续批评各革命的政党,尤其是当权的国民党。他创办了《新路》,坚决地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批评国民党以民智未达为借口,始终拒绝实行宪政的卑劣行径。由于言辞激烈,很快地在1928年《新路》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在国民党的压制下,1929年张君劢曾一度第三次短暂赴德国任教,但很快又回到国内。 再次回国,国内外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者明目张胆地蚕食中国东北,而国民党当政的政府竟然仿佛视而不见,这极大地刺激了爱国的张君劢。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抗争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他秘密成立了中国国家社会党,并于1934年7月召开了第一次党代会,张氏担任党魁,此后也一直是该党的精神领袖,张君劢终于走向了他久已成型的成立“理性政党”以教化国民的政治实践之路。国社党成立以后,以张君劢一贯的政治主张为指导,采取了多面出击的路线。 随着日本侵略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张君劢指出,要救中国,最终必须靠中国的“民族自信力”。他出版了《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把唤起中国的民族主义作为立国的基本原则;1936年8月又出版了《明日之中国文化》一书,通过全面比较东西文明以及中国古今文明的分期之后,他再度强调了民族自信力对国家的重要性,而民族自信力的来源则是在继承传统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勇于创新,我们要通过继承的创新唤起“民族的自觉”,这样中国就有希望。可以说,在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张君劢作为党魁和学者,为抗日事业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 “七七事变”以后,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国社党也从秘密转向公开。此后,张君劢就名正言顺地以知名学者和党魁的双重身份从事政治活动。1938年年底,他在国家社会党的机关刊物《再生》重庆版创刊号上发表了一封致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的公开信,公然反对毛泽东不久前提出的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既统一、又独立的独立自主原则,认为共产党“自有军队,自有特区,自标马克思主义”,这有碍于在国民党蒋介石领导下举国的真诚团结,共同抗战。因此他要求共产党将“八路军之训练任务与指挥权”完全交给蒋介石,取消陕甘宁边区政府,“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张氏的公开信发表后,当时正想方设法吃掉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顽固派如获至宝,“利用他这篇文章到处翻印散发”,产生了极坏的政治影响。同时也理所当然地受到共产党方面的驳斥和批判。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日趋反动,在加强其一党独裁统治的同时,又采取各种手段打击迫害包括张君劢在内的各中间党派领导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张于是逐渐改变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敌视态度。用董必武的话说:“他现在不但不反对我们扩充军队成立边区,他还怕军队的力量不够强大和边区遭受袭击呢!张已认我党为在中国实现民主中一支必要的友军。”在1940年和1944年的两次宪政运动中,他都能和共产党人密切合作。作为民盟的创建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在抗战胜利前后的一段时期内,他基本上也能遵守民盟的政治立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支持共产党的正确主张。所以,1946年初他60岁生日时,周恩来亲自给他送了一块“民主之寿”的寿匾。 张君劢一直坚持反对以战争的方式解决中国内部问题。在蒋介石公然撕毁旧政协决议以后,由于蒋介石采纳的宪法提案没有根本违背张氏的宪法版本,再加上他要安置其部下,因此他率领民社党(此时国社党和民主宪政党已合并,改名为民主社会党)参加了当时的国民政府。这一天真的举措彻底葬送了他和中国共产党及民盟的友谊,连他的挚友张东荪都和他划地绝交。但此后不久,蒋介石又悍然发动了内战,张君劢本人也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彻底绝望。随着战事日趋明朗,张君劢认为他“再造中国”的理想大势已去,他眷恋的祖国已经没有了他容身的地方。就在他离开大陆前夕,他在中国共产党开列的首批43名战犯名单上,赫然位居第43名! 海外归心 1949年3月25日,张君劢移居澳门,期间李宗仁曾邀请他出任行政院长,被他辞谢不就。同年11月5日,应印度教育部的邀请,他赴印度讲学。周恩来曾经派张经武赴印度约见他,邀请他回国。1952年他转赴美国,从此再也没有回到祖国的土地。 离开政治、飘零海外的张君劢,选择了以挖掘中国传统学术来表现他对中国的热爱。他仍然坚持相信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建立一个立基于民主宪政原则的新中国”。而要做到这点,就要清理中国的文化遗产,以利于培育适于中国式宪政的国民。为此,他转向了儒学的研究。最终,他写下著名的《新儒家思想史》,成为当代新儒家当仁不让的开山之人。1958年,他又和唐君毅、牟宗三等联名发表了《中国文化与世界》的长篇宣言,宣告了儒学在经过五四以来的诋毁以后“再度活跃于现代中国的思想舞台;同时,它也反映了现代新儒学力图走向世界的努力和雄心。” 张君劢对气节和尊严身体力行。在飘零海外的近20年间,由于没有固定的工作,生活一直非常清苦,但他坚持拒绝国民党当局的资助。1961年,台湾“教育局”听说他要去德国讲学,便给他汇去一笔非常可观的美金做路费。不料,几天以后,这笔钱被如数寄返。自1949年离开大陆,一直到1969年去世,张君劢自始至终没有接受过国民党当局的一文钱。 1969年2月23日下午6时40分,这位曾放言“不因哲学忘政治,不因政治忘哲学”的笃行儒者因操劳过度,在旧金山的一所疗养院去世,享年82岁。张君劢的夫人子女图片 2张君劢夫妇 1906年,张君劢19岁时,在家乡嘉定与沈氏结婚,这是他的第一次婚姻。但婚后不到一个月,他就出洋赴日本求学去了。此后,他为了求学和国事,经年在外。本来,他就是遵父母之命与沈氏结婚的,夫妇之间缺少共同语言和兴趣,没有多少感情可言,加上又殊少相处,常年不在一起生活,其婚姻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种名义而已。 1925年,在张君劢与原配夫人沈氏正式离婚后,王世瑛接受了张君劢的求婚,婚礼在福州举行。这年张君劢39岁,新娘王世瑛26岁。 王世瑛不仅是“贤妻”,也是“良母”,她一共给张君劢生了5个孩子。张君劢和梁启超 1906年,张君劢东渡扶桑,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修习法律与政治学。留学期间,结识了具有师友关系的梁启超,并参与发起梁启超主持的“政闻社”。 1910年,张君劢于早稻田大学毕业,获政治学学士学位。回国应试于学部,取得殿试资格,次年经殿试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为暂避袁世凯的迫害,在梁启超的安排下,张君劢于1913年取道俄国赴德入柏林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 1918年,张君劢等6人随梁启超去欧洲考察,之后留在德国师从倭铿学习哲学。就学术一方面而言,他创办过政治大学、学海书院和民族文化书院,当过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教授,是1923年“人生观论战”的挑起者和后来《文化宣言》的发起人,与丁文江、陈独秀和胡适打过笔墨官司,并先后有《人生观》、《民族复兴之学术基捶、《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社会主义思想运动概论》、《中国专制君主制之评议》、《主国之道》、《明日之中国文化》、《新儒家思想史》等论著发表和出版,被公认是现代新儒家的重镇。从政治一方面看,他早年追随梁启超从事立宪活动,是政闻社的骨干人物,自30年代起,又先后组建过或参与组建过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和中国民主社会党,参加过两次民主宪政运动,是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并起草过《中华民国宪法》。张君劢为何受到国共两党的欢迎 张君劢作为抗战时的第三种力量,是举足轻重的。他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积极从事革命运动。“这一时期他起的进步作用是主要的”。 张君劢一生不置产业,又无积蓄,流亡美国后,生活十分清苦,只靠每月百把块钱美金的养老费和一点稿费生活,“身上常常一文不名”。台湾国民党当局想拉他,曾给他多次经济资助,他拒绝。1961年,他要到德国去讲学,台湾教育当局给他汇去一笔数目可观的美金,算是雪中送炭,本以为他会笑纳,没想到仍被如数退回。直到1969年去世,他没有接受过台湾国民党的一分钱。 共产党也没有忘记他。50年代初,张君劢的老友、爱国人士陈叔通受中共委托,曾致函于他,诚邀他回国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被张拒绝。周恩来也曾派出访印度的张经武欲见张君劢。但张托人告知,“自己住在英帝国主义的宅中,不必麻烦”,而拒之。显然,他看重的还是自己所坚守的中立的政治立场。人物评价图片 3张君劢 张君劢一生充满着矛盾。他既被国民党绑架过和软禁过两年,其著作多次遭到国民党的查禁,又是蒋介石的座上客,支持过国民党的反共内战政策;他既与共产党有过很不错的关系,59岁生日时周恩来还送过他一块“民主之寿”的寿匾,又与共产党人势不两立,1949年被毛泽东宣布为“战犯”而遭通缉。 就学术一方面而言,他创办过政治大学、学海书院和民族文化书院,当过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教授,是1923年“人生观论战”的挑起者和后来《文化宣言》的发起人,与丁文江、陈独秀和胡适打过笔墨官司,并先后有《人生观》《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社会主义思想运动概论》《中国专制君主制之评议》《主国之道》《明日之中国文化》《新儒家思想史》等论著发表和出版,被公认是现代新儒家的重镇。他既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人之一,长期担任民盟中央常委,又违背民主同盟的政治原则,率民社党参加国民党单方面召开的国大和政府,被民主同盟令其退盟。 他既热情地宣传介绍过十月革命,又对十月革命进行过肆意攻击,一生以反对中国走俄国人的道路为鹄的。 他提倡过妇女解放,抨击过封建大家庭对妇女的压迫,然而1922年他却顽固地不许他妹妹张幼仪在与徐志摩离婚后改嫁,而他自己则毫不犹豫地与一字不识的发妻离了婚,重新娶了一位知识女性…… 张君劢一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但他在政治与学术这两个领域里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他反对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却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并于1949年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不满于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却依然如故,而且是变本加厉;他反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却成了新中国的指导思想;他提倡复兴儒学,直到他1969年逝世……他的主张在中国始终没有真正实行过。 张君劢虽然不是一个成功者,这并不意味着他在近现代中国政治史和文化学术史上的地位不重要。实际上,在这两个领域里的许多方面,他都产生过有形或无形的影响。

抗日战争结束后,人心思定,国民政府于1946年1月10日召开政治协商大会(为了区别于49年那个政协叫“旧政协”),张君劢作为宪政学家和独立于国共两党的第三势力的代表,众望所归受命起草中华民国宪法。

进入专题: 中间道路   张东荪   张君劢   施复亮   民盟  

抗战胜利后的中间道路又称第三条道路,其思想内涵是用超越左右两个极端的中国智慧和协商民主,或中庸理性的和平改良与合法人道方式,对内“调和国共”,对外“兼亲美苏”。即对内既不走国民党的专制独裁道路,也不走共产党的暴力革命道路;对外既不照搬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模式,也不照搬苏联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思想内涵与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中的论述颇为接近:“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

政协会议期间,各党派对宪法草案各执一端,互不相让。国民党主张以1936年《五五宪法》所规定的三民主义为核心,政府建构以立法、行政、司法、监察与考试五权分立为原则;共产党以当时的地方割据为基础,强调地方自治;青年党则支持建立欧洲式的内阁制;其它与会者多数倾向于英美式的宪政体制。

岳庆平 (进入专栏)  

抗战胜利后中间道路思想的主要背景是:面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民主潮流和中国人民摆脱长期战乱的强烈愿望,许多极具智慧和擅长协商之士都在积极、认真、深刻甚至苦闷地思考:基于中西共有智慧,根据中国特殊国情,究竟应用什么样的模式建设什么样的新中国?究竟怎样才能制止内战并跳出“以暴易暴必然循暴”的历史怪圈?抗战胜利后中间道路思想的主要困境是:处于背腹受敌的境地,“共产党人指责它阻挠革命,而国民党方面认为是‘反革命’言论”。抗战胜利后中间道路思想的主要代表有张东荪、张君劢、施复亮和民盟等。

张君劢居中斡旋,虚己以听,竭力寻找各党派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最后张君劢提出了以五权宪法为名行英美宪政之实的宪法方案。他批评《五五宪草》的国民大会制度是间接民权,不是直接民权。他主张直接启用公民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大权利代替国大;以立法院为最高立法机关;行政院为最高行政机关,对立法院负责,而不对总统负责;限制总统权力使之成为虚位元首。这个草案在孙科的支持下竟然通过了。

图片 4

一、 张东荪的中间道路思想

期间共产党的周恩来向他抱怨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写进宪法第一条,共产党还能有什么作为?张作答说,这第一条是“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所谓三民主义其实就是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不就是林肯总统的三民吗?你有什么好反对的?周恩来听了连连点头。

  

1946年6月,张东荪在《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的讲演中主张:“在所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我们想求得一个折中方案”。张东荪后来在文章中继续阐述中间道路思想,认为“就人类言,最理想的是一个民族经过充分的个人主义的陶养以后,再走上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之路,”而“中国没有经过个人主义文化的陶养而遽然来到二十世纪是一个遗憾。”“中国必须于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在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从消极方面来说,即采取民主主义而不要资本主义,同时采取社会主义而不要无产专政的革命。我们要自由而不要放任,要合作而不要斗争。”而当时和平的死因是“国民党为右,共产党为左”,为挽救时局,中间派的责任就是“把他们偏右者稍稍拉到左转,偏左者稍稍拉到右转,这样右派向左,左派向右的情形,使中国得到一个和谐与团结并由团结得到统一”。强调建立以权力对抗权力的政体是宪政之基。民主宪政精神就在于“容纳‘异’,而折衷于‘同’”,如果没有“Compromise”(妥协)和“Check and balance”(制约和平衡)这两个要点,决没有宪政。中国古代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的集权传统,忌讳权力的分散与制衡。要打破这个怪圈,遏制国民党的腐化,必先“创造一个环境,在这个境况中四面有监督与压力,乃逼迫其不得不自己改行向善”,这个逼迫的方法就是“平衡与钳制”。

张君劢反对中国实行共产主义,但同时也坚持反对以战争的方式解决中国内部问题 因而以与中共方面关系尚属良好。而制宪过程中他的努力,更得到中共的认可,在此期间正好他过虚岁六十大寿,周恩来送上一块“民主之寿”的匾额。

   抗战胜利后的中间道路又称第三条道路,其思想内涵是用超越左右两个极端的中国智慧和协商民主,或中庸理性的和平改良与合法人道方式,对内“调和国共”,对外“兼亲美苏”。即对内既不走国民党的专制独裁道路,也不走共产党的暴力革命道路;对外既不照搬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模式,也不照搬苏联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思想内涵与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中的论述颇为接近:“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

张东荪在《我亦追论宪政兼及文化的诊断》中提出:中国不能有真正的选举是由于有“特殊势力在那里利用”,并不是西方民主制度不好,更不能因此放弃走民主主义道路。他得出的结论是:“所以外来的东西,如选举制度、警察制度、统制经济的办法,以及飞机铁路等,本来是中性的,无所谓好坏,而毛病还是出于中国本身。这诚如梁先生所说,是患的严重文化失调症。”毛泽东当时也很强调真正的选举:1945年10月,他对英国记者甘贝尔说,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解释是:“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享民治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张君劢起草的宪法草案落笔后,国共两党日益对立。国民党主政的国民政府执意要召开国民大会以完成制宪,而中共则坚持以改组政府为制宪前提,并联合民盟抵制国大。对国大是抵制还是参与,是当时政治派别的分水岭,国共此次对决不可避免走向内战。张君劢的立场是:“我们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希望民主与和平两者均能实现,但在两者不能得兼时,只有先争取民主的实现。得到一点,总比没有好。”作为民盟发起人之一的张君劢本人没有出席,但他主持的民社党和青年党一起参加了这次制宪国大,由此导致了张君劢和民盟的分手,也让他和挚友张东荪绝交,更彻底葬送了他和中共的友谊。

   抗战胜利后中间道路思想的主要背景是:面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民主潮流和中国人民摆脱长期战乱的强烈愿望,许多极具智慧和擅长协商之士都在积极、认真、深刻甚至苦闷地思考:基于中西共有智慧,根据中国特殊国情,究竟应用什么样的模式建设什么样的新中国?究竟怎样才能制止内战并跳出“以暴易暴必然循暴”的历史怪圈?抗战胜利后中间道路思想的主要困境是:处于背腹受敌的境地,“共产党人指责它阻挠革命,而国民党方面认为是‘反革命’言论”。抗战胜利后中间道路思想的主要代表有张东荪、张君劢、施复亮和民盟等。

有人认为,张东荪中间道路思想的要点有三:一是调和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制度,建立“中间性的政制”;二是改变国共两大党性质,建立联合政府,走民主之路;三是在国际上调和美苏关系,谋求世界的安定与中国的和平。

制宪国大通过了由张君劢起草的宪法草案为《中华民国宪法》的正式文本,虽然中共和民盟没有出席,仍然整合了国共两党及其它政党团体的制宪主张,实践了孙中山所主张的五权分立的宪政构想,保障民权、注重民生、限制总统权力、实行内阁制,可视为中国制宪史的最高成就。

  

1947年,张东荪在《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中说:我们在国共两党之间进行调停,并不是要作“和事佬”,也不是要发挥什么“劝架”的功能,我们言论和行动所侧重的是贡献“思想”,以便为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开出一个具有长久支撑力的好格局。1949年初,毛泽东在西柏坡当面批评张东荪的中间道路思想。这使张东荪很不愉快,但他还是坚持认为:中国不能和美国交恶,不能一边倒向苏联,不能充当美苏冲突的牺牲品。

这一宪法的文本所彰示的民主、共和与法制治的精神足以将当时的国民政府纳入民主宪政的道路,让中华民族由此全面强盛,可惜未及发挥国民政府就败退台湾。四十多年之后台湾的宪政运动重新启动,期间七次修宪,政党轮替,仍然在四六宪法的框架之下。

   一、 张东荪的中间道路思想

二、 张君劢的中间道路思想

随着战事的发展,中共一步步取得战场的优势。1948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专栏文章,以“陕北某权威人士”的名义提出了一份由中共方面拟订的43名头等战犯名单,最后一位正是张君劢。

   1946年6月,张东荪在《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的讲演中主张:“在所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我们想求得一个折中方案”。张东荪后来在文章中继续阐述中间道路思想,认为“就人类言,最理想的是一个民族经过充分的个人主义的陶养以后,再走上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之路,”而“中国没有经过个人主义文化的陶养而遽然来到二十世纪是一个遗憾。”“中国必须于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在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从消极方面来说,即采取民主主义而不要资本主义,同时采取社会主义而不要无产专政的革命。我们要自由而不要放任,要合作而不要斗争。”而当时和平的死因是“国民党为右,共产党为左”,为挽救时局,中间派的责任就是“把他们偏右者稍稍拉到左转,偏左者稍稍拉到右转,这样右派向左,左派向右的情形,使中国得到一个和谐与团结并由团结得到统一”。强调建立以权力对抗权力的政体是宪政之基。民主宪政精神就在于“容纳‘异’,而折衷于‘同’”,如果没有“Compromise”(妥协)和“Check and balance”(制约和平衡)这两个要点,决没有宪政。中国古代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的集权传统,忌讳权力的分散与制衡。要打破这个怪圈,遏制国民党的腐化,必先“创造一个环境,在这个境况中四面有监督与压力,乃逼迫其不得不自己改行向善”,这个逼迫的方法就是“平衡与钳制”。

张君劢在德国留学时就反对专制独裁,认为一党专制是“制造革命、酝酿混乱”的根源。他将一党专制的危害概括为四点:一是专政不许旁人反对,政策易反复;二是专政无国法上之根据,易起国内武力之争;三是专政不知责任之所在,导人于无耻;四是专政下之民意出于操纵,人民政治能力无发展之可能。所以只有废止训政,“速议国宪,实行政党政治”才是建国之出路。同时他也深信拉斯基所说:暴力革命所带来的只能是“一种暴政代替另一种暴政”。他在《政治学之改造》中说:中国以往数千年来政治权力转换之所以采取朝代更迭的模式,其背后的动因在于凭借武力解决利益冲突。正是由于“持力不持理”,所以中国常以一人为主,而以国民为其奴也;而“理性政治”的核心则是个人心灵、意志的自由。这种以个人心灵、意志自由为核心的政治才够得上真正的民主、自由和理性。所以,“夫政治之本,要以承认人之人格、个人之自由为旨归”。

1949年11月张君劢应邀到印度讲学,从此开始海外流亡生涯,期间国共两党争相邀请均遭拒绝,也不接受台湾资助。1952年定居美国,潜心于新儒学的研究。1969年,尊为中国宪法之父的张君劢在旧金山去世。

   张东荪在《我亦追论宪政兼及文化的诊断》中提出:中国不能有真正的选举是由于有“特殊势力在那里利用”,并不是西方民主制度不好,更不能因此放弃走民主主义道路。他得出的结论是:“所以外来的东西,如选举制度、警察制度、统制经济的办法,以及飞机铁路等,本来是中性的,无所谓好坏,而毛病还是出于中国本身。这诚如梁先生所说,是患的严重文化失调症。”毛泽东当时也很强调真正的选举:1945年10月,他对英国记者甘贝尔说,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解释是:“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享民治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1944年,张君劢在《两时代人权运动概论》中说:俄国革命后无产阶级专制政权的建立和德意日法西斯对人权的蹂躏,是世界人权运动史上的一大挫折。苏俄剥夺人民自由,乃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理想,对此人们未尝不予以谅解。其后法西斯主义变本加厉,西欧数百年之人权保障与民主政治,扫地尽矣。中国人权运动既不能以西方近代的人权思想为鹄的,专重于个人自由;也不能以今日社会主义思想为唯一依归,偏向于社会权利和集体权利,而忽视个人自由的保障。中国应“合此二者以毕其全功于一役”。鉴于英美无经济民主,但有政治民主,人民能投票,较易过渡到经济民主;而苏联虽重视人民生活保障,但不允许反对党存在,不允许人民自由表达意见,很难实现政治民主。所以张君劢在《民主社会党的任务》中提出:天地间最宝贵的事情“莫过于把人当人”,而“苏联不尊重人权,剥夺人民的政治权利,则为我们所不取”。

和他划地绝交的张东荪,在和平解放北平居功至伟,毛泽东大为称赞。作为新政协第一届大会主席团成员,他是主席选举没有投给毛泽东的唯一一票。抗美援朝前后,张东荪幻想以个人力量和声望打通中美关系,成就比北平和平解放更大的历史功绩,却以“美国特务案”而入狱,三个儿子两个自杀一个长期关押后精神失常。1972年张东荪得知尼克松访华时,连呼“还是我对!”,可惜次年他就于狱中去世,没能看到中美建交。

   有人认为,张东荪中间道路思想的要点有三:一是调和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制度,建立“中间性的政制”;二是改变国共两大党性质,建立联合政府,走民主之路;三是在国际上调和美苏关系,谋求世界的安定与中国的和平。

张君劢在《人民基本权利三项之保障》中说:“吾国之语曰:民为邦本。西方之语曰:国之主权在民。然民之所以为民之地位,苟在国中一无保障,而期其成为邦本,期其行使主权,盖亦难矣。”只有政府首先对人民享有的不可移让的权利给予切实保障,才能使人民养成独立人格,保证人民作为邦本有能力真正行使主权。“惟有在此方面着手,而后宪政乃有基础”,犹如造屋之应先有石脚,治水之应穷其源头一样。

   1947年,张东荪在《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中说:我们在国共两党之间进行调停,并不是要作“和事佬”,也不是要发挥什么“劝架”的功能,我们言论和行动所侧重的是贡献“思想”,以便为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开出一个具有长久支撑力的好格局。1949年初,毛泽东在西柏坡当面批评张东荪的中间道路思想。这使张东荪很不愉快,但他还是坚持认为:中国不能和美国交恶,不能一边倒向苏联,不能充当美苏冲突的牺牲品。

1946年,张君劢在《二十余年来世界政潮激荡中我们的立场》中说:“在民国十三年以后,我们感觉孤立,左面俄国鼓吹世界革命与共产主义,另一方面国民党正在国共合作时期,名为训政,实为一党专政。我们平时认为可宝贵者如思想自由、言论结社自由,一切为两党所抛弃。至于民主政治、多党政治也都抛入大海之中。左右两党的炮弹互相发来,我们立在火线当中,可算得最危险时期。”

  

1947年,张君劢在《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中说:在帝王专制的“一权政治”时代,一切大权如立法、行政、司法统属于一人,其权力是无限的,个人自由毫无保障。西方近代思想家提出三权分立学说,是一项了不起的政治成就。但在现代一党统治的国家中,“一权政治”照样存在,因为执政党的地位在三权之上,其所作所为同古代专制帝王一样。由于“一权政治或三权混合之政治最容易剥夺人民自由”,所以“三权分立或司法独立之学说,到现在还有提倡之必要”。

   二、 张君劢的中间道路思想

据吴相湘《张君劢老鹤万里心》一文,1946年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青年党代表李璜说:“因为君劢具有一个自以为是的充分理由,与一个对国家的责任感,使他不能不很诚心去从事工作。在他的理解上,充分认为如果民主政治能真正早日实现于中国,则中共不难被多数民意把他的造乱打算压了下去,而只用国民党一党之力便压不去,尤其是用兵力去压。”

   张君劢在德国留学时就反对专制独裁,认为一党专制是“制造革命、酝酿混乱”的根源。他将一党专制的危害概括为四点:一是专政不许旁人反对,政策易反复;二是专政无国法上之根据,易起国内武力之争;三是专政不知责任之所在,导人于无耻;四是专政下之民意出于操纵,人民政治能力无发展之可能。所以只有废止训政,“速议国宪,实行政党政治”才是建国之出路。同时他也深信拉斯基所说:暴力革命所带来的只能是“一种暴政代替另一种暴政”。他在《政治学之改造》中说:中国以往数千年来政治权力转换之所以采取朝代更迭的模式,其背后的动因在于凭借武力解决利益冲突。正是由于“持力不持理”,所以中国常以一人为主,而以国民为其奴也;而“理性政治”的核心则是个人心灵、意志的自由。这种以个人心灵、意志自由为核心的政治才够得上真正的民主、自由和理性。所以,“夫政治之本,要以承认人之人格、个人之自由为旨归”。

三、施复亮的中间道路思想

   1944年,张君劢在《两时代人权运动概论》中说:俄国革命后无产阶级专制政权的建立和德意日法西斯对人权的蹂躏,是世界人权运动史上的一大挫折。苏俄剥夺人民自由,乃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理想,对此人们未尝不予以谅解。其后法西斯主义变本加厉,西欧数百年之人权保障与民主政治,扫地尽矣。中国人权运动既不能以西方近代的人权思想为鹄的,专重于个人自由;也不能以今日社会主义思想为唯一依归,偏向于社会权利和集体权利,而忽视个人自由的保障。中国应“合此二者以毕其全功于一役”。鉴于英美无经济民主,但有政治民主,人民能投票,较易过渡到经济民主;而苏联虽重视人民生活保障,但不允许反对党存在,不允许人民自由表达意见,很难实现政治民主。所以张君劢在《民主社会党的任务》中提出:天地间最宝贵的事情“莫过于把人当人”,而“苏联不尊重人权,剥夺人民的政治权利,则为我们所不取”。

1945年12月, 施复亮在《我的答案》中提出:“必须在国共两党以外形成一个进步的民主的中间派的政治力量, 其强大到举足轻重的地位, 既可以做双方团结的桥梁, 又可以做共同团结的基础。”

   张君劢在《人民基本权利三项之保障》中说:“吾国之语曰:民为邦本。西方之语曰:国之主权在民。然民之所以为民之地位,苟在国中一无保障,而期其成为邦本,期其行使主权,盖亦难矣。”只有政府首先对人民享有的不可移让的权利给予切实保障,才能使人民养成独立人格,保证人民作为邦本有能力真正行使主权。“惟有在此方面着手,而后宪政乃有基础”,犹如造屋之应先有石脚,治水之应穷其源头一样。

施复亮后来又发表系列文章阐述自己的中间道路思想:“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手工业占优势的小生产制社会,阶级分化还不十分尖锐,中间阶层还占着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民族企业家、手工业者、工商业从业员、知识分子(公教人员及自由职业者)等,都是今天的中间阶层。……这些中间阶层,都是中间派的社会基础。”中间派对内政策的主要标准,一是促进政治民主化,一切政策必须照顾到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与一切民主力量合作,协力建设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新中国。中国社会有左右的分野,左派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右派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都不是中国所应走和能走的道路。中国只能走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中间道路,“虽然要走民族资本主义的道路,但同时决不妨碍社会主义的前途。”

   1946年,张君劢在《二十余年来世界政潮激荡中我们的立场》中说:“在民国十三年以后,我们感觉孤立,左面俄国鼓吹世界革命与共产主义,另一方面国民党正在国共合作时期,名为训政,实为一党专政。我们平时认为可宝贵者如思想自由、言论结社自由,一切为两党所抛弃。至于民主政治、多党政治也都抛入大海之中。左右两党的炮弹互相发来,我们立在火线当中,可算得最危险时期。”

施复亮主张对国共两党采取独立的态度,“决不笼统地反对国民党或共产党,也不盲目追随国民党或共产党。”主张“对美苏两国采取同等亲善的政策,既不助美反苏,亦不助苏反美,始终保持着独立的精神,充作美苏合作的桥梁,决不作美苏冲突的牺牲品。”指出“联合政府是解决一切困难的总匙”。强调尊重民意与依靠民力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关键,呼吁国共两党必须改弦易辙,必须尊重民意,依靠民力。主张通过真正的政治协商和依靠中间力量和平理性地解决时局问题。把建设新民主主义政治、新资本主义经济以及跟工农和左翼党派合作, 作为决定中间派政治路线和政治主张的三原则。认为只要中间派始终坚持这三个原则, 其政治路线就一定会成为中国当前惟一正确的政治路线。

   1947年,张君劢在《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中说:在帝王专制的“一权政治”时代,一切大权如立法、行政、司法统属于一人,其权力是无限的,个人自由毫无保障。西方近代思想家提出三权分立学说,是一项了不起的政治成就。但在现代一党统治的国家中,“一权政治”照样存在,因为执政党的地位在三权之上,其所作所为同古代专制帝王一样。由于“一权政治或三权混合之政治最容易剥夺人民自由”,所以“三权分立或司法独立之学说,到现在还有提倡之必要”。

新民主主义政治强调实行多党制,强调多数平民直至全体人民共治国家,不能少数特权阶级独占政权。既不赞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也不赞同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主张先要有民主政府,“离开政治民主化, 便无法真正实现军队国家化”。反对用武力“维持或争取政权”。允许一切党派“平等合法的存在和发展”,允许一切党派“有参与政治和争取政权的同等机会”。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开放党禁,取消一党专政”。“反对任何形式的一党独裁或阶级独裁”,反对任何党派“享有政治的、法律的、军事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特权”,“反对任何思想上的统制和清一色”。主张“一切公开出来让人民批评”,“根据多数人民的意志来决定一国的政策”。认为没有民主与自由,人民就“不能算一个近代国家的人民”。

   据吴相湘《张君劢老鹤万里心》一文,1946年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青年党代表李璜说:“因为君劢具有一个自以为是的充分理由,与一个对国家的责任感,使他不能不很诚心去从事工作。在他的理解上,充分认为如果民主政治能真正早日实现于中国,则中共不难被多数民意把他的造乱打算压了下去,而只用国民党一党之力便压不去,尤其是用兵力去压。”

新资本主义经济强调尽量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优点,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工业化,尽量革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弊端, 采用进步的社会政策以保障劳动大众的职业和生活。主张“耕者有其田”,但反对发动农民剥夺地主土地,提出由国家以“土地债券征购一切非自耕的土地, 分配给农民耕种”。认为中国民主革命完成之后,“在经济上决不能马上实行社会主义,必然要经过一个中间阶段或过渡时期”,即新资本主义经济阶段。 “这不仅是历史的必然和历史的要求,同时也是历史的进步”。这很类似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所说:“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

  

在阶级关系上,施复亮主张与工农合作,共同反抗官僚买办资本家和大地主的压迫。在党派关系上,施复亮主张与左翼党派合作,共同制止右翼党派的反动政策,但须保持自己独立的政治立场,不可无原则地附和左翼党派的主张。

   三、施复亮的中间道路思想

四、 民盟的中间道路思想

   1945 年12月, 施复亮在《我的答案》中提出:“必须在国共两党以外形成一个进步的民主的中间派的政治力量, 其强大到举足轻重的地位, 既可以做双方团结的桥梁, 又可以做共同团结的基础。”

1945年10月,民盟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政治报告》指出:抗战胜利“是中国建立民主国家千载一时的机会。倘我们把这个时机错过了,我们对不起抗战时期牺牲生命的先烈,同时亦就对不起我们的子孙。”“把握住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实现中国的民主。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是中国民主同盟的责任。”“中国民主同盟在中国所要建立的民主制度,绝对不是,并且绝对不能把英美或苏联式的民主全盘抄袭。我们主要依靠英、美、苏的经验,树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制度,在我们所需要为中国树立的民主制度上,我们没有所谓偏左偏右的成见,我们亦没有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这些成见。”考验真假民主的“唯一尺度是:人民是否有机会做人,人人是否自己的主人,人民是否国家的主人。”“民主试验史上最大一个发明是选举”,但如果没有“在政治上、法律上及社会上人民一律平等这些权利”,“选举必定成为儿戏,失却了他的真实意义”。“今后既要走上民主的正轨,那末,‘做官必须入党,入党才能做官’的传统必须打破。”“党部操纵官吏包办的选举,只能产生伪装的民意机关。伪装的民意机关长此存在,中国就永远没有真正的民主。”“政治会议的谈判与解决问题,应以国家人民的利害为目标,不能以党派的利害为目标。对一切问题,应逐步地积渐地求得全盘彻底的解决,不能做‘只顾眼前’的打算,为人民留隐忧,为国家留后患。”“召开国民大会是制定宪法、结束党治必经手续。”如果“表面上是结束党治,骨子里是继续党治,这更不是人民的希望。”民盟“介在中国两大政党对峙的局面中,是两大对峙力量组织中间的一种。”“是一个民主的大集团,因而它评判是非曲直的标准,亦就是民主与反民主。凡是民主的都是朋友,凡是反民主的都是敌人。过去如此,今后必须仍坚持它不偏不倚以民主与反民主来作为它评判是非曲直的标准,很英勇的担负它重大的责任,完成它神圣的使命。一句话,就是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

   施复亮后来又发表系列文章阐述自己的中间道路思想:“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手工业占优势的小生产制社会,阶级分化还不十分尖锐,中间阶层还占着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民族企业家、手工业者、工商业从业员、知识分子(公教人员及自由职业者)等,都是今天的中间阶层。……这些中间阶层,都是中间派的社会基础。”中间派对内政策的主要标准,一是促进政治民主化,一切政策必须照顾到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与一切民主力量合作,协力建设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新中国。中国社会有左右的分野,左派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右派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都不是中国所应走和能走的道路。中国只能走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中间道路,“虽然要走民族资本主义的道路,但同时决不妨碍社会主义的前途。”

“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是当时民盟中间道路思想的重要内容。早在1944年5月,民盟在《对目前时局的看法与主张》中就指出:“中国必须成为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这已经超过了理论的阶段,而须从事实上予以切实的表现,并且民主体系的形成已刻不容缓,万万不可向战后推宕。”“实现民主的起码条件,在无保留无犹豫给予人民以各项基本的自由。假定一个国家,其国民不能自由发表负责的言论与主张,不能合理的批评政治的措施与人事,其新闻的记载只能限于好的一面,而绝不许暴露坏的一面,这个国家便不是民主国家。又假定一个国家,除掉一个在朝的执政党而外,绝对不许其他在野的党派合法的存在,公开的组织,甚至不仅从政治的活动上限制着他们,乃至从事社会事业或其他的正当职业,也要因党派的关系受着显然的歧视,这便更不是民主国家。更假定一个国家,其人民的身体自由毫无切实的保障,可以由若干秘密的或来历不明的机关非法拘捕,非法幽禁,非法处死,甚至不知拘捕于何地,幽禁于何所,处死于何时,被害者的家属无从接见,其亲友亦无从援救,这便不仅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且是一个十足的反民主的国家!”

   施复亮主张对国共两党采取独立的态度,“决不笼统地反对国民党或共产党,也不盲目追随国民党或共产党。”主张“对美苏两国采取同等亲善的政策,既不助美反苏,亦不助苏反美,始终保持着独立的精神,充作美苏合作的桥梁,决不作美苏冲突的牺牲品。”指出“联合政府是解决一切困难的总匙”。强调尊重民意与依靠民力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关键,呼吁国共两党必须改弦易辙,必须尊重民意,依靠民力。主张通过真正的政治协商和依靠中间力量和平理性地解决时局问题。把建设新民主主义政治、新资本主义经济以及跟工农和左翼党派合作, 作为决定中间派政治路线和政治主张的三原则。认为只要中间派始终坚持这三个原则, 其政治路线就一定会成为中国当前惟一正确的政治路线。

1945年11月2日,民盟发言人为制止内战发表谈话:“在抗战八年以后,在全面胜利以后,假定大规模的内战终于无法避免,这不仅将为一切中国的友邦所齿冷,更为新遭惨败的敌人所窃笑,这简直是在对着整个国家的生命当心一枪,简直是在对着四万万五千万老百姓瞄准扫射。国家绝对无负于任何党派,任何党派不应该这样毁灭国家。老百姓也绝对无负于任何政团,任何政团不应该这样残杀老百姓。”“我们民主同盟今日愿为四万万五千万老百姓请命,当前中国第一件事是停止内战,避免内战,消弭内战。国家一切的问题,都应该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谁要用武力来解决党争的问题,谁就负内战的责任;谁要发动内战,谁就是全国的公敌。今日国家的一切党派,应以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党派的利益摆在第二。”

   新民主主义政治强调实行多党制,强调多数平民直至全体人民共治国家,不能少数特权阶级独占政权。既不赞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也不赞同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主张先要有民主政府,“离开政治民主化, 便无法真正实现军队国家化”。反对用武力“维持或争取政权”。允许一切党派“平等合法的存在和发展”,允许一切党派“有参与政治和争取政权的同等机会”。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开放党禁,取消一党专政”。“反对任何形式的一党独裁或阶级独裁”,反对任何党派“享有政治的、法律的、军事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特权”,“反对任何思想上的统制和清一色”。主张“一切公开出来让人民批评”,“根据多数人民的意志来决定一国的政策”。认为没有民主与自由,人民就“不能算一个近代国家的人民”。

罗隆基作为民盟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的主要起草者,后来在《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等文中说:民盟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文件是代表着当时民盟领导集体的政治思想和主张的。当时民盟的一些领导人,大家都认为民盟不但在抗战时期应该是一个中间派,就在今后建国时期中仍然应该是一个中间派,在建国方针上应该走国共两党以外的中间道路。“我们认为中国的阶级社会是一个橄榄形的社会,它是两头小、中间大的形式”。“大资本家和官僚资本家是少数,无产阶级也是少数”,“小私有者的农民和城市中的小资产阶级是多数。这个极大多数是中间层”,民盟“是代表中间层的一个政治组织,所以它是中间派”。“把民主同盟造成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外的第三大政党”,“同这两个大政党走不同的道路”。罗隆基在《什么是法治》中说:仅有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文不算法治,普通民众守法奉命亦不算法治。法治的真义是“政府守法的精神”、“政府的一举一动以法为准则的精神”。擅用权力是人类普遍的弱点,所以法治演进的程序就是一步一步提高法律的地位,缩小有权力有地位的人的特权。罗隆基对国共两党都不赞同:“我们相信民主政治的人,很诚意的认定国民党的一党专制,是不能把中国的政治引上常轨。但共产党一旦得势,政治上继承国民党‘党治’的方式,自然是与国民党一丘之貉。我们爱护自由、崇敬平等、坚信民主政治的人,对国共两党的党治,最少是一视同仁,无所偏爱。然在今日的中国,无和平,无秩序,无安全,有政府总比无政府聊胜一筹。倘不幸共产党继续蔓延,已成的政府不克维持,无形的政府遍地林立,国家不求崩溃亦必崩溃。国民党共产党相持愈久,地方政治愈趋紊乱。地方政治无论在国民党或共产党统治之下,不是市侩专政,就是流氓擅权。”

新资本主义经济强调尽量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优点,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工业化,尽量革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弊端, 采用进步的社会政策以保障劳动大众的职业和生活。主张“耕者有其田”,但反对发动农民剥夺地主土地,提出由国家以“土地债券征购一切非自耕的土地, 分配给农民耕种”。认为中国民主革命完成之后,“在经济上决不能马上实行社会主义,必然要经过一个中间阶段或过渡时期”,即新资本主义经济阶段。 “这不仅是历史的必然和历史的要求,同时也是历史的进步”。这很类似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所说:“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在《中国民主同盟的缘起主张与目的》中说:“民主同盟的基本主张,是要取消一党专政的党治,实行主权在民、天下为公的真民主政治”。强调“唯有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才能解决国共两党纠纷问题,得到全国政令军令之统一。”“共产党能放弃阶级斗争,走上民主道路,民主同盟即与之携手,取友好态度。如共产党还要蹈袭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斗争,民主同盟绝不合作。”“国民党能实行真三民主义的民主政治,民主同盟即与之携手,取友好态度。如国民党徒以三民主义为口号,仍想借训政为名,保持一党专制的独裁,民主同盟亦绝不合作”。

进入 岳庆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间道路   张东荪   张君劢   施复亮   民盟  

后来张澜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抗战今已八年,尤未能胜利结束,人民困苦久已不堪言状。今又加以内战,人民更何能堪?国家元气的断丧,更将伊于胡底?兵连祸结,国家政治要哪天才能走上正常轨道?”张澜在《对抗战胜利结束发表的谈话》中又说:“假如我们国家在胜利之后,仍不能以民主方式统一建国。那真太不成话了。要求统一必须团结,要求团结必须民主,这是真理。我们要想在这新的大时代中立国,也非真正民主不可,这更是真理。这所谓民主,绝不是形式的,而是要有充分的诚实的事实表现。”“我们的胜利,是上千万同胞以无数的血、泪、汗换来的,来得不容易。内战足以毁灭一切成果。我们大声疾呼,我们是坚决反对。我们希望今天负责的各方面,一切要自动的向着人民的要求做去。大家牺牲成见,顾全国家。”“要切实的监督政府及国共两党,向着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路上走去。这是最要紧的事。任何人都不要忘了过去流血流泪流汗的痛楚,而把这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机会抛弃了。”

图片 5

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说:“中国的政治力量是两头硬中间软。”这里的“两头硬”是指处于左右两个极端的国共两党都有强硬的武力和枪炮,“中间软”是指超越左右两个极端的中间力量只有软弱的思想和道理。在孙中山、袁世凯当政后的二十世纪,强硬的武力和枪炮极受崇拜甚至决定一切,软弱的思想和道理太被忽视甚至毫无用处,确实留下了深刻的历史烙印。

  • 1
  • 2
  • 全文;)

按甲午战争胜败国的逻辑,中国抗战胜利本应要求日本割地赔款。如不要求日本割地赔款,至少应收复本属中国的琉球群岛和钓鱼岛。但发人深省的是,中国政要、中国政治智慧和中国协商民主在表面形式和浅层问题上有时风光无限,而在面临重大机遇和关键问题时却常掉链子。当时国共两党都不乏极具智慧和擅长协商之士,却未能乘抗战胜利之机,将强硬的武力和枪炮一致对外用在收复琉球群岛和钓鱼岛上,而是完全对内用在国共两党的党争和内战上。这不仅如前文民盟所言,使中国错过了“建立民主国家千载一时的机会”,而且使中国错过了收复琉球群岛和钓鱼岛“千载一时的机会”。

本文责编: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思想与思潮 本文链接:/data/80122.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沉思网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

邹谠在《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中说:“围绕着不可分割的权力和政策问题所爆发的严重冲突,先是导致各种对抗,然后或迟或早地总是导致这样一种结局:胜者全胜,夺取全部权力,而败者则全败,决无分享决策之可能。…… 到目前为止,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冲突中,从没有一次能够产生出一种使中国人能够理性解决冲突的制度性结构和社会心理期望,亦即用谈判、讨价还价,以及一系列无终止的妥协和相互调整去解决冲突,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强这种解决冲突的制度性结构和社会心理期望。” 1947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说:“如果说,在一九四六年,在蒋介石统治下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中,还有一部分人怀着所谓第三条道路的想法,那末,在现在,这种想法已经破产了。”

本文由历史人物发布,转载请注明来源:抗战胜利后的中间道路思想,张君劢的夫人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