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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的存在主义,天才的组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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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的存在主义,天才的组队

著名哲学家梅洛庞蒂也在《人道主义与恐怖》中指出,共产主义的合法性不应由于它违背了纯粹的道德原则而遭到否定,如果革命的暴力能通向人道主义的未来,它就是正当的。有了这样的时代氛围,就不难理解为何不少著名的法国知识分子,如傅勒、拉杜里、福柯都曾在青年时期参加过法共,此外还有许多像萨特这样虽未正式加入法共却同情共产主义的左翼知识分子。

路易·阿尔都塞(1918—1990)二战爆发后应征入伍。1940年6月被俘后在德国的战俘营里关押了5年,在此期间结识了许多共产党人,在他们的影响下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并且在1948年加入了法共。阿尔都塞战后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留校任教,著名的哲学家福柯、德里达、布尔迪厄等都是他的学生。1965年,阿尔都塞把他的文章结集为《保卫马克思》出版,使他被公认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在集中营里受到的摧残使他患有躁郁症精神病。1980年11月16日,阿尔都塞因精神病复发而勒死妻子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最终因身心交瘁而于1990年10月22日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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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保罗·萨特是法国著名哲学家、文学家、戏剧家、评论家,被誉为20世纪法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西方社会主义的倡导者之一。萨特的右眼在童年时就已瞎了,但他坚持学习,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毕业,著有《存在与虚无》、《恶心》、《自由之路》等作品。他一生始终拒绝任何奖项,包括1964年颁发给他的诺贝尔文学奖。1980年,萨特病逝,享年74岁。人物生平 早年图片 1萨特 萨特出生于巴黎,父亲是海军军官,在他不到两岁时去世。萨特的童年是在外祖父母家度过的。他的外祖父是一位语言学教授,家中拥有大量藏书,使儿童时代的萨特受到了良好教育,也获得了丰富的知识。1915年,萨特考入亨利中学,学习成绩优异,期间接受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影响。1924年到1928年间,萨特在具有现代法兰西思想家摇蓝之称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攻读哲学。1929年,他在全国大中学教师资格考试中获得第一名,并结识了一同应试、获得第二名的西蒙娜-德-波伏娃。同年,萨特在一个气象台里服兵役,为期1年半。1931年4月,萨特去了法国北部港口城市勒阿弗尔,在高中教哲学,同时写作小说和哲学论文。 1933年萨特赴德留学,悉心研读德国哲学家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人的哲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体系,这就是一切从人、人的意识出发来研究人和这个世界,把人的主观意识的存在看成是一切存在的根本。与此同时他开始了文学创作。二战爆发后,萨特应征入伍,次年被俘虏,在战俘营中度过了10个月的铁窗生涯。战争与现实使萨特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从战前的个人主义和纯粹个人转向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开始利用文学干预生活。 1934年,萨特在柏林写了《论自我的超越性》(或译《自我的克服》)(《Transcendance de l’Ego》)一文。1936年萨特完成了一部关于偶然性的文学作品的第三稿,又发表了《影像论》(《L'Imagination》)这是萨特对现象学研究后的论文。萨特的成名作是193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恶心》,这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日记体小说,通过中心人物罗康丹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充分表达了作者的哲学观念——存在主义。1940年,萨特应征入伍,随后作为战犯被关进了集中营。在时隔三十年之后的回忆录里,萨特却说,“200人被捆绑在一起,让我感受到了集体的荣誉”,从集中营回来之后,萨特和他的亲密伙伴们组织了最早的抵抗组织,并且与“法共”有了紧密的联系。1941年获释后他继续从事教学和创作活动。40年代是萨特创作的黄金时期,有大量作品问世。 辉煌时期 1943年萨特完成并出版了他的哲学专著《存在与虚无》(L'?tre et le Néant)。仍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萨特希望把自己多年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思考写进这本哲学专著中。写作是在艰苦的环境下完成的。因为煤炭短缺和电力供应不足,萨特就到住所附近的一个叫弗洛的咖啡馆,用乙炔照明来写作。书问世后在知识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1944年,萨特的新戏《间隔》(Huis-clos NO EXIT)公演。这部戏只有三个演员,同时自始至终同时在舞台上。大致情节是:三个人,一男两女,他们死后被安排在一个房间里。每个人都需要其中另一个人,而每一个又都妨碍另外两个人彼此依靠,最后终于没有任何一个人达到自己的愿望。这次演出大获成功。戏剧中的台词“他人,就是地狱!” 成为萨特最为人熟知的一句话之一。萨特甚至被邀请作了一个关于《间隔》的演讲。而后萨特又创造了一些戏剧。1945年与他人合作创办了《现代杂志》,评论当时国内外重大事件,并从此成为职业作家。10月,萨特在现代俱乐部作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的演讲。演讲中萨特向公众阐明了些基本观点。指出存在先于本质。 1946年创作《死无葬身之地》(Mort san sépulture 萨特战后的第一个剧本)1946年《毕恭毕敬的妓女》(La Putain respectueuse 或译《可敬的妓女》曾改编拍摄为同名影片),1948年2月萨特接受邀请担任革命民主同盟(Rassemblement démocratique révolutionnaire)执行委员。开始“介入”政治活动。但不久就和其领导人胡赛之间产生分歧并且日趋严重。第二年四月,萨特自己召开了一个革命民主同盟大会,在会上宣布同胡赛对着干。而此时,萨特的政治立场介于左翼与右翼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因此倍受两方面的攻击。同年,《肮脏的手》(Les Mains sales)。50年代初期,萨特在政治上逐渐倾向共产党。成为共产党同路人。1952年暑期的共产党人雅克·杜克洛被捕和6月4日发生的罢工失败对萨特造成很大的刺激。他撰写并发表《共产党人与和平》试图说明共产党和工人间的关系,分析造成罢工失败的根源。1951年《魔鬼与上帝》(Le Diable et le Bon Dieu 萨特本人非常喜欢这本剧本),1952年,阿尔贝·加缪的《反抗者》一书由于宣扬“纯粹的反抗”、即反对革命暴力而导致了他和萨特的决裂。(另一说是《现代》杂志的一个叫尚松写的关于《反抗者》的评论文章惹怒了加缪。而加缪却把这篇文章归罪到萨特身上)。1955年,萨特和波伏娃访问中国。 1953年《基恩》(是对大仲马戏剧《基恩》的改编),1954年5月,萨特应苏联作家的邀请,访问了苏联,发表了后来自己也承认是“撒谎”的讲话。1955年《涅克拉索夫》出版。1955年9月萨特和波伏瓦应邀到中国访问。对他来说中国是一个陌生的国度,而在中国,除几个法国文学专家外,人们对萨特也几乎一无所知。11月2日,中国《人民日报》发表了萨特的文章《我对新中国的感受》,萨特在法国《观察家》上也发表了《我所看到的中国》一文,谈到他对中国的感受。1956年苏联军队入侵匈牙利,萨特谴责了苏联军队和对干涉表示支持的法共领导。并与共产党决裂。但在政治倾向上仍然向左。1957年,《现代》杂志匈牙利问题专期,萨特写了《斯大林的幽灵》一文反对苏联干涉。但他又认为,苏联仍然是血肉筑成的社会主义。1958年他从戴高乐回到巴黎。1959年 《阿尔托纳的死囚》(Les Séquestrés d'Altona)在传记小说上,萨特于1944年完成《波德莱尔》1949年完成《让热内:戏子与殉道者》(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1952年出版,该书原为让 热内一本书的序,完成时却长达578页。成为自有书籍史以来最长的一篇序)。 1960年萨特完成了他的第二部重要的哲学著作《辩证理性批判》(The 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的第一部分《实用整体理论》。第二部分则一直没有完成。1963年《现代》杂志发表了萨特的自传性小说《词语》,很多人认为这本书标志着萨特又重新回到了文学上来,萨特在这本书里描述时间到他12岁、母亲再婚前的童年生活为止,萨特写这本书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当时欠出版社一笔钱。196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拒绝领取。理由是他不接受一切官方给予的荣誉。1968年5月法国大学发生了骚乱,反对越南战争和学校的规则。萨特与波伏娃等人发表了支持学生的行动的声明。并前往大学发表演讲。5月风暴过后萨特继续同左派分子保持联系,参加了无产阶级左派所出办的报纸,并上街散发。1973年,萨特又担任了另一份左派报纸《解放报》(Libération,左翼最大报纸,法国第三大全国性日报)的主编。 晚年 1974年萨特的左眼实际上已完全不能用了(右眼在童年时就已瞎了),高血压迫使他把每天的步行减为不到半英里。由于丧失了写作能力,他说:“我已丧失了存在的理由。”在他最后的几个月中,他表现出一生难得的平静,并对自己的思想作了修正。他令人惊奇地同许多保守分子一起谴责苏联侵略阿富汗,支持美国抵制莫斯科奥林匹克运动会。1980年4月15日,萨特病逝于巴黎,享年74岁,数万群众为他送葬,表达悼念之情。萨特的作品图片 2萨特 小说:《恶心》《墙》《自由之路》《反犹分子》。 戏剧:《恭顺的妓女》《苍蝇》《死无葬身之地》《肮脏的手》《禁闭》《魔鬼与上帝》。 论文:《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与人类情感》《辩证理性批判》《共产主义与和平》《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萨特的存在主义 萨特存在主义是以让-保罗·萨特、阿尔贝·加缪和德·博瓦尔为代表的无神论的存在主义,它又称为萨特的存在主义,或简称为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的集大成者萨特在研究基督教存在主义哲学的基础上,抛弃了克尔凯郭尔的宗教神秘主义,继承并发展了胡塞尔的非理性主义,形成了他自成体系的哲学思想——无神论的存在主义。从此,存在主义哲学的发展跨入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当代存在主义哲学。 。存在主义哲学提出了三个基本原则:其一是“存在先于本质”,认为人的“存在”在先,“本质”在后。“首先是人的存在、露面、出场,后来才说明自身。”所谓存在,首先是“自我”存在,是“自我感觉到的存在”,我不存在,则一切都不存在。所谓“存在先于本质”,即是“自我”先于本质,也就是说,人的“自我”决定自己的本质。其二是“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认为在这个“主观性林立”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必然是冲突、抗争与残酷,充满了丑恶和罪行,一切都是荒谬的。而人只是这个荒谬、冷酷处境中的一个痛苦的人,世界给人的只能是无尽的苦闷、失望、悲观消极,人生是痛苦的。穷人是如此,富人也如此。其三是“自由选择”。这是存在主义的精义。存在主义的核心是自由,即人在选择自己的行动时是绝对自由的。它认为人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自由,面对各种环境,采取何种行动,如何采取行动,都可以做出“自由选择”。“如果存在确实先于本质,人就永远不能参照一个已知的或特定的人性来解释自己的行动,换言之,决定论是没有的——人是自由的。人即自由。” 萨特认为,人在事物面前,如果不能按照个人意志作出“自由选择”,这种人就等于丢掉了个性,失去“自我”,不能算是真正的存在。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不仅是存在主义文学的思想核心,而且成为后现代主义文学各个流派的思想基础。萨特和波伏娃的爱情 1929年夏日的一天,西蒙娜经马欧的介绍,认识了萨特。 他们两人很快就单独约会了。每天清晨,西蒙娜只要能溜出家门,就一定要去见萨特。他们在一起谈论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朋友、书籍、生活、前途……长久的散步和漫长的谈话让他们彼此欣喜不已。 西蒙娜开始喜欢上萨特了。原因是萨特在一直不停地思考,从不把一切事情视为理所当然。他还告诉她,她应该坚持她个人的自由,应该保持好奇、坦率、真诚,做些与写作有关的事。萨特只比她大两岁半,但他的老练成熟却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和她追求同样的目标——写作,而且他还赞美了她的容貌。 可是,西蒙娜毕竟是一个女性,她认识到,对一个姑娘和她受的教育来说,婚姻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说,一个女人应该结婚。但萨特却绝对讨厌婚姻生活。 从他们相爱的1929年起,一直到萨特1980年逝世。他们一起共度了51个春秋。尽管他们一直没有履行法律上的结婚手续,甚至一直各自保留了自己的住房。1931年,西蒙娜到马赛教书。萨特则到勒哈佛尔任教。这期间,一个名叫奥尔嘉的女子走进了他们俩的生活。这个三角关系虽然在二人的爱情旅途中占了很短暂的时间,但却留给西蒙娜足够的题材来完成她的处女作《不速之客》。1939年,二战爆发。萨特上了前线。在炮火的间隙里萨特每天都给他“亲爱的迷人的河狸(“河狸”是西蒙娜的昵称)”写情书。 波伏娃与萨特的关系一直备受人们关注。他们曾就一些敏感问题回答过记者的提问。谈到不生孩子的选择,波伏娃说:“对我而言,那是理所当然的。并不是我对养育小孩这件事本身感到厌恶。当我还很年轻,并憧憬着与表兄杰克缔结一个布尔乔亚式的家庭时,我也许想要有小孩。但我与萨特的关系主要是建立在知性而非婚姻或家庭的基础上,因此我从无生小孩的欲望。我并没有特别的欲望去复制一个萨特。”人物评价图片 3萨特 萨特出于“他那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找来真理精神的作品,已对我们时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被授予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但萨特没有接受这一奖项,理由是“他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 后人对让-保罗·萨特的评价褒贬不一,但基本上依然是左派褒者多贬者少,右派贬者多褒者少。直至如今,争论还在继续。其中影响较大的左翼代表,贝尔纳-昂里·莱维,八九十年代哲学家、社会活动家,于2000年一月发表厚厚的论著,题为《萨特世纪》,认为法国的二十世纪是萨特世纪,法国思想界由萨特主宰。而著名的资深记者、政论家让—弗朗索瓦·雷韦尔,一九二四年出生的法兰西学院院士,则出版薄薄的专著《大表演》,其中认为作为法共同路人的萨特,比法共左得更厉害,排斥一切异议者,投靠斯大林主义,下场虽说悲壮,对二十世纪法国的负面影响却太大了,是不可宽恕的。这两位名人的高论,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如果说莱维年富力强,到处演讲,对遭到蛋糕扑身的倒彩并不介意,那么八旬老人的宏论,姑妄听之,也不必太认真。无非说明萨特仍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一谈起他,必有脸红脖子粗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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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朗士(1844—1924)是法共最早的大作家。他在19世纪末德雷福斯事件的斗争中接受了社会主义信仰,成为法国著名的进步人士。《人道报》从创刊号开始就连载他的小说《在白石上》,小说里未来的欧洲联邦是一个集体化的社会,人们互称同志,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法朗士甚至构思了小说《维克多·曼维埃尔》,让主人公接受马克思主义。1921年1月11日,《人道报》报道了他为刚诞生的法共捐款的消息,认为这是他入党的实际行动,法朗士并未否认。他于1921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从而成为法共在文化方面最权威的作家,他去世后法国政府还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

然而,加缪与莫诺激动人心的生命与知识冒险历程,恰如莫诺对DNA机制的发现,也如加缪终身的文学和哲学思考本身,都可追溯到他们在二战期间参与抵抗运动的共同经历。战争期间,加缪为《战斗报》撰写社论。如,“起义就是拿着武器的人民的直接行动”,鼓舞着无数法国公民参加到随时面临死亡威胁的地下抵抗运动中。而莫诺也放弃巴斯德实验室,投身地下抵抗的军事领导活动,而战争一结束立即回到巴斯德研究所,脱离法共。如此经历,酷似许多今天中国的公民社会和民主运动活动者,他们也大多从共同的1989记忆出发,寻求着终身的反抗。 而这一反抗的哲学,如加缪和莫诺以其终身的冒险和勇气所展示的,便是较诸萨特更为彻底的“拥抱荒唐、智慧反抗”。而这本将哲学、科学和人类友谊完美结合的历史传记,在今天,也堪作中国知识分子如何担当责任、如何介入反抗运动最好的教科书。

在二战后形成的冷战格局里,法国毫无疑问是站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一边的。那么,为什么法国知识分子会在战后初期普遍表现出对共产主义的同情和好感呢?首先,二战中法国被占领的耻辱和抵抗运动的经历,深刻地影响了战后法国知识分子对政治的理解。战争中呈现出来的人性之恶以及用暴力斗争赢得自由的经历,使得法国的一些左翼知识分子,如梅洛庞蒂、萨特和波伏瓦等人,强烈质疑曾长期在第三共和国的共和派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康德的伦理学。自由的实现能否建立在个体运用自己的理性遵守道德律令这一基础之上?在他们看来,抵抗运动的历史至少表明,自由的实现与社会主义革命并非不可调和,它们甚至是相辅相成的。

另一位重要的法共党员作家是保尔·瓦扬-古久里(1892—1937)。他当选为法共首届中央委员,从1928年开始担任《人道报》的主编。1933年9月,他作为第三国际的代表来到上海,参加“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召开的远东反战会议,会见了鲁迅先生等各界进步人士,调查了上海以及附近农村劳动人民的生活情况,写出了《一只苍蝇被压死了》《二妹和三妹的故事》和《农民陈大怎样当了红军》等几篇小说体的报道。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年

有意思的是,正值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精神上迷失彷徨之际,成立于1972年、由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组成的左翼联盟却在1981年的总统大选中胜出,密特朗成为法国第一位由民众普选产生的社会党总统。不过,法国左翼政党在政治上的成功,并未减轻左翼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离心倾向。20世纪80至90年代,战后曾一度主导法国思想界的马克思主义,逐渐让位于自由主义。在英国左翼思想史家佩里安德森看来,此时的法国,已由昔日的欧洲左派之都变成了保守之都。

姓名:吴岳添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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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之下,二战后站在以戴高乐为首的法兰西人民联盟一边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雷蒙阿隆则成了少数派。尽管二战后初期法共被一些反对党派指责为极权主义政党,但这种说法在知识分子当中并没有多少听众。无论是阿隆于1950年代向法国人推介的弗里德里希和布热津斯基的《极权主义、专制与独裁》一书,还是在英美学界备受推崇的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引起法国知识分子的关注。

以小说《情人》著称于世的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1914—1996)在1944年加入法共,然而她不赞成法共的路线,加上她与先后的两任丈夫安泰尔姆和马斯科罗同时保持关系,所以在1950年被当作腐败分子开除出党。但她依旧宣称自己是共产党员,反对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在“五月风暴”中支持学生运动。

《勇敢的天才:一位科学家与一位哲学家从法国抵抗运动到获得诺贝尔奖的冒险历程》

1968年5月的学生运动重新燃起了一些左翼知识分子用革命行动实现共产主义的希望。尽管五月风暴促成了1968年之后左翼思想、尤其是极左思潮的时兴,但它未能扭转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颓势。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着极左革命理想的幻灭,法国思想界对苏式极权主义的挞伐也达于顶峰。

布勒东(1896—1966)和阿拉贡(1897—1982)等超现实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上过战场,对战后的社会现实极为不满,因此出版了名为《一具死尸》的册子,通过辱骂法朗士这位权威和大师来引起轰动。他们为了参加革命而在1927年同时加入了法共。法共对这些标新立异的年轻人并不信任,1933年就把他们都开除出党。只有阿拉贡是个例外,他娶了苏联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妻妹艾尔莎,追随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政策,成为法共在文化方面的代言人。阿拉贡在二战时期参加抵抗运动,以《断肠集》和《法兰西号角》等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诗歌鼓舞了法国人民的斗志。晚年的阿拉贡发表的历史小说《圣周》,背弃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重新接近了超现实主义。

对,就是责任,贯穿在加缪和莫诺的终身友谊、公共言论和社会活动中,集中体现了法国公共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和社会担当。以加缪来说,这种公共责任源自他的存在主义哲学观,作为个人自由和个人抉择的哲学,生活方式与社会行动统一的哲学。在黑暗的时代,面对虚无主义,这种哲学的意义来自斗争,来自反抗,贯穿着加缪的“反抗”三部曲,《西西弗神话》、《鼠疫》和《局外人》中,更直接地在体现在他的《反抗者》中。后者为他赢来最多的赞誉,也招致他与法共和萨特的彻底分裂,最鲜明代表了他从人性和自由的角度对斯大林模式和苏联的的批评,一个真正的独立知识分子的立场。

其次,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和法国共产党在抵抗运动中起过的重要作用,使得它们在法国左翼知识分子中享有较高的声望。在一些左翼知识分子看来,苏联在1930年代的快速工业化过程中进行的大规模政治清洗,甚至也因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有了某种合理性。例如,日后成为年鉴学派第三代著名史家的勒华拉杜里,当时在评论英籍匈牙利小说家亚瑟柯斯勒的一部影射斯大林政治清洗的小说《正午的黑暗》时就认为,尽管小说中的主人公在审讯中招认了莫须有的反革命罪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和名誉,但如果这种牺牲有利于最好的政制的实现,它就是值得的。

1920年12月25日,法国社会党在图尔举行代表大会,就是否参加第三国际的问题分裂成两派,以加香为首的多数派赞成立即加入第三国际,并于12月29日组建了法国共产党。在红色的20世纪30年代,法共广泛团结知识分子,许多作家加入了法共或法共的外围组织“革命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在反法西斯斗争和抵抗运动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西恩.B.卡罗尔 著,孙璐译

二战后,法国知识分子普遍左倾,追随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一度成为思想界的风尚。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史家傅勒曾用不无夸张的口气说,在他的青年时代里,几乎每个知识分子都是共产主义者。自20世纪50年代起,时代风潮转向,不少左翼知识分子开始把苏式共产主义与极权主义相提并论。

二战期间许多法共党员作家上过战场或参加了抵抗运动,其中最著名的是萨特的好友保尔-伊夫·尼赞(1905—1940)。他思想激进,创办了《马克思主义杂志》,在1927年就参加了法共。他认为法共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支持是背叛行为,因而退党表示抗议,不久奔赴战场,1940年5月23日因头部中弹而牺牲。法共随即将他作为叛徒开除出党。萨特坚决主张为尼赞恢复名誉,由此导致了战后左翼集团与法共分道扬镳。

在上世纪80年代过去后,已经很久没有像今年这样,中国的文化界又突然想起了加缪。除了如单向街等组织的对谈,还有一本前所未有的加缪传记,读来惊心动魄。一来,这本传记不止是加缪一个人的传记,而是两位法国诺贝尔奖获得者,文学家、哲学家加缪和生物学家莫诺的合传;二来,这本传记的相当篇幅用于历史的回顾,围绕二战前后历史事件的铺陈,从战争期间的抵抗运动到战后的匈牙利事件、阿尔及尔危机、和1968革命,不仅提供着两位传主的活动背景,而且直接制造出一种阅读的紧张感,以时间线的进程安排,让读者无时不刻感受着强烈的时代责任。

到1970年代中期,法国思想界的风潮却发生了急遽转向。1974年,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法文版面世。该书对斯大林的独裁统治、共产主义集中营的恐怖生活的描写震惊了法国舆论界和知识界。与些同时,一系列国际事件,如中国“文革”的结束和“四人帮”的被捕、柬埔寨红色高棉的大屠杀的被披露,也使得共产主义的美妙前景受到了彻底质疑。革命的理想幻灭了。

著名的存在主义作家加缪(1913—1960)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他的父亲是来自法国阿尔萨斯的移民,大战爆发后在马恩河战役中阵亡。他在1935年加入了法共的阿尔及尔支部,但是他对党在阿尔及利亚的政策有不同看法,因而于1937年11月被开除出党。

也正是这一强烈的存在与反抗的责任感,同为自由法国地下抵抗成员的加缪和生物学家莫诺才在战后结下了终身友谊。甚至加缪不幸遭遇车祸后,莫诺更加积极地介入到法国的公共事物当中,包括在1968年五月风暴中充当政府与学生间的调停人、推动教育改革、推动计划生育、废除保守的禁止堕胎法案等,把他获得诺贝尔生物学奖的光环转为对现实社会的改造力量。他的论文集,《偶然性与必然性》,充满强烈反宗教色彩,充满着对“创造和知识的追求”,莫诺认为是加缪哲学的忠实继续,是人存在的唯一意义,也是他个人的社会责任的精神来源,与时下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犬儒主义形成了最为鲜明的对照。

原题为:法国当代左翼思想变迁述略

作者简介

在短短几十年间,法国思想界可谓新潮迭出,风云变幻。本文试图以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思想变迁为主线,对二战后至20世纪末法国思想界的图景作一个简要的勾勒,并试图借此窥探法国左翼知识分子某些颇为独特的思想性格。

法国五月风暴,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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