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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文通的子女,民国时期的十大国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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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文通的子女,民国时期的十大国学大师

蒙文通原名蒙尔达,生于四川盐亭县石牛庙乡,毕业于四川存古学堂,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他曾执教多个高校,担任过成都市人民代表、四川省委委员等职;一生致力于古代史及古代学术的研究,且造诣颇高,著有《古史甄微》《辑校李荣老子注》《辑校成玄英老子义疏》等作品。除了在史学方面,他在佛学上的成就也很高,据说是能海上师的继承人之一。1968年,蒙文通逝世,享年74岁。人物生平 基本信息图片 1蒙文通 蒙文通先生(1894--1968),名尔达,字文通,四川省盐亭县石牛庙乡人。我国现代杰出的历史学家。从二十年代起即执教于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成都国学院、中央大学、河南大学、北京大学、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四十年代即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兼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教授。建国后,任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教授,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所研究员、学术委员,并先后任成都市人民代表、市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成都市委和四川省委委员。 蒙文通先生在中国古代史及古代学术文化研究领域中,辛勤耕耘了一生,造诣很深,成就甚高。蒙文通先生佛学造诣也很高,据云是朱德老师能海上师的继承人之一。 主要著作有:《古史甄微》 、《辑校李荣老子注》、《辑校成玄英老子义疏》、《周秦少数民族研究》、《经学抉原》等。 人生经历 蒙文通的教育是在国学大师的精心指教下进行的,他早年受业于清末国学大师廖平与刘师培,从研究传统的经学开始了他漫长的学术生涯,后来又向近代佛学大师欧阳竟无先生问佛学与古代学术思想。 一九二七年,蒙文通先生撰成成名之作《古史甄微》 ,提出了中国上古民族可以江汉、海岱、河洛分为三系,其部落、姓氏、居处地域皆各不同,其经济文化各具特徵的学说。其后又以《经学抉原》一书,进一步从学术文化的角度丰富和完善了此说。“三系学说”和当时《古史辨》学派的观点迥异其趣,但就其对学术界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言,实可以与之媲美。 强行将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公立四川大学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日伪政府多次强“邀”其撰写政治学术文章,并以重金相诱。蒙文通虽一家七口,经济拮据,加之抗日战争爆发,家计日益困顿,仍对来者严辞相拒。后来举家迁往四川,执教于川大。而他对胡适的态度则近乎有几分“牛”气。在北大期间他竟一次也没有前往胡适家拜访,钱穆先生亦称“此亦稀有之事也”。这事弄得胡适十分难堪,胡适以至置北大隋唐史无人授课一事于不顾也不再续聘蒙文通,蒙文通也处之泰然,仍我行我素,后转至天津一女师,与徐锡予及其他人交往依然如故。 蒙文通先生数十年未离讲席,诲人不倦,循循善诱,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学术人材,可谓桃李遍全国。 1968年,蒙文通撰完《越史丛考》的初稿后便与世长逝,享年七十四岁。长眠于山清水秀的长松寺公墓。 求学历程 有别于徐中舒自学成材,蒙文通的教育是在国学大师的精心指教下进行的。蒙文通五岁入私塾,1906年又随其伯父入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五年后被选人当时国学最高学府四川存古学堂。四川存古学堂是赵启霖仿张之洞在湖北创办国家机构而设,对人选学生要求极高,大多要求为举人,贡生及新式学堂中顶尖人才,而其旨在“保存国学,尊重蜀贤”。蒙文通进入学堂后,仍“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经史书”,时刻钻研于国学之中,且不拘于大师们平时所言,课余自行购置大量书籍,广涉经、史、子、集,对四库全书也开始涉及,早年广博的知识使蒙文通在后来治经、史、佛中都能显示出深厚的根基。蒙文通的子女图片 2蒙文通 蒙默,男,汉族,蒙文通先生之子,1926年6月生,四川盐亭人。 蒙默说,父亲指导研究生,上来先是两句话。第一句引陆象山言:“我这里纵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第二句是他自己的信条:“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做学问不可能有什么大成就。” 蒙文通爱听川戏,戏园子里好多人都认识这位“蒙先生”。他又好酒,据蒙默说,父亲喝黄酒至少有一两斤的量。蒙文通的作品 主要著作有:《古史甄微》 、《辑校李荣老子注》、《辑校成玄英老子义疏》、《周秦少数民族研究》、《经学抉原》等。 此外,还有《古地甄微》、《儒学五论》、《道书辑校十种》、《巴蜀古史论述》、 《先秦少数民族研究》等专著和学术论文数十篇。人物评价图片 3蒙文通等人 蒙文通是近代“蜀学”传人,经史大师。历任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校教授。回忆起大师的生平点滴,尽可用“儒者豪迈”来概之。 他的学生吴天墀说:“先生豁达大度,不拘小节,行乎自然,喜交朋友,社会上三教九流,一视同仁,所以有不少和尚、道士跟他有交情。喜欢上街坐茶馆,和人作海阔天空的闲谈,也爱邀熟人上餐馆小吃一顿。” 许多学者都曾慕名到成都拜访蒙文通,交往过后,他们往往发出这样的感叹:“读先生的书,以为只是一个恂恂儒者,没想到先生还这么豪迈。” 曾经有川大学生回忆蒙先生:“先生身材不高,体态丰盈,美髯垂胸,两眼炯炯有神,持一根二尺来长的叶子烟杆,满面笑容,从容潇洒地走上讲台,大有学者、长者、尊者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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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者顾颉刚,对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教育学等方面造诣精深,1939年9月,被誉为学术界“通才”的他到成都齐鲁大学(齐大当时在成都)任职,他先居住在华西坝,后又搬到北郊崇义桥的赖家院里,他和许多名家一起,在这里治学、生活,度过了一段惬意的日子。

[转载]民国时期的十大国学大师

清末四川高等学堂掠影

1893年5月8日,顾颉刚出生于苏州一个书香世家。他幼年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后在国立北京大学就读,1920年毕业留校以助教名义任图书馆编目。顾颉刚是“古史辨”派的创始人,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疑古思想,很早就有志于考辨伪古史,从事资料搜集积累。他作笔记,记录读书心得,终生不辍,又作《清代著述考》初稿二十册,全面了解清代学者的治学成绩。

作为西学东渐和全盘西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几千年来被视为稀松平常的中国传统文化被提高到了一个重要地位,并被冠以“国学”的称谓,国学大师因此应运而生。那么,在民国时期都有哪些举足轻重的国学大师呢?今天,达摩君就为大家盘点一下民国时期的十大国学大师。

丁伟 文/图

1921年,他计划推翻伪古史,两年后《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引起史学界的激烈争论。后他将自己和他人研讨争辩的文章编为《古史辨》7卷9册。1922年,他在上海任商务印书馆编辑,与王钟麒、叶圣陶等合作编书,两年后回北京大学,任研究所国学门助教,先后编辑了《国学季刊》、《歌谣周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1926年以后,他在厦门、中山、燕京、北京、云南、齐鲁、中央、复旦、兰州、震旦等大学里任职,成为了一位声名颇大的学者,被誉为学术界的“通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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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四川大学建校120周年。

赴成都研究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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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从尊经书院到四川高等学堂,从存古学堂到四川国学院,从国立成都大学、公立四川大学到国立四川大学,从华西协合大学到四川医学院,从四川大学、成都科技大学、华西医科大学三校并立到经过战略合并的崭新的四川大学,百川成海,涵乾纳坤,岁月的沧桑凝聚了深厚的历史底蕴,博大的胸怀铸就川大的百年辉煌。如果说图书馆是一所大学的心脏,那么四川大学图书馆自建校伊始就与学校同呼吸共命运。

1939年春天,齐鲁大学校长刘书铭邀请顾颉刚出任该校国学研究所主任。顾先生与齐大本无渊源,此次邀请是由张维华介绍的。当此之时,顾先生因信任张氏而相信齐大,加以当时迁昆明者日多,“北平文化机关几乎尽来,——交际既无时间,不与敷衍又招人白眼,遂致此间有北平之坏处(熟人多)而无其好处(材料多)”,故而先生对齐大邀请慨然应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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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图书馆中收藏古籍线装书近三十万册,民国期间出版的报刊杂志也颇具规模,原国立四川大学、华西协合大学的毕业生论文则是本馆另一重要特色资源。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古籍特藏资源既是前贤遗留下的宝贵遗产,也是百年川大风雨历程的见证。本文通过史料钩沉,试图从古籍汇聚的角度,再现四川大学图书馆的百年历程。

当年9月,顾颉刚到成都,出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该校与华西、金陵等大学均为教会大学,也可由哈佛燕京学社基金中拨款,于是顾先生向哈燕社协商,一年得经费约五万元,拟定各种章程及经费预算,延聘人员,包括研究员、编辑员、图书员等。他在所里主持之中心工作是标点二十四史,并编索引,在当时致叶圣陶信中说道:“此间国学研究所工作,拟集中精力于整理廿四史,使散乱材料串上系统而成各种专史之材料集,为将来正式作通史之基础”,其中首先着手编辑的是中国民族史材料集。他在齐大第一年任“中国古代史”、“古代史实习”课,所讲偏重于古史中制度记载之演化,以及古史材料之种类及异同。他在所中先后录取研究生10多人,为引导和鼓励学生,他创办《责善》半月刊。他在《发刊词》中写道:“孟子曰,‘责善,朋友之道。’……故取是为名,愿我同学咸铭之于心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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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将笔记《浪口村随笔》抄出数十条,修改后逐期刊于《责善》,并主编《齐大国学季刊》。两年后由于经费紧张,哈佛燕京学社欲取消华西、金陵、齐鲁三大学研究所之自办刊物,故《齐鲁学报》、《齐大国学季刊》各出两期后便停刊,《责善》半月刊经顾颉刚力争而得以保留。当时,这三所大学遵从哈佛燕京学社之意,联合出版《三大学研究所中国文化研究汇刊》,顾颉刚与刘世传(书铭)、钱穆、张凌高、闻宥、陈裕光、吕叔湘、李小缘、商承祚等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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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四川大学大门

从华西坝到崇义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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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江书院:层次最高,藏书颇丰

齐大在成都南郊华西坝,是借用的华西大学校舍。由于来往客人颇多,休息不好,顾颉刚经常在春季患病,尤以失眠症最为严重。他为摆脱各种牵缠,决意舍去都市生活而移家乡村,在成都北郊崇义桥租下赖家院,将国学研究所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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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国立四川大学的藏书史,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是两所书院——锦江书院和尊经书院。

此处离城20多里,四周都是农田,院中屋宇宽敞,花木满园,且有一亭,池水环绕。不久,他又向华西大学借得藏书家粤东罗氏书3万册,移至赖家院供研究所使用,于是参考资料比较充足。从这时开始,顾颉刚在所里任“目录学”、“春秋学”、“经学”、“古物古迹调查实习”、“编辑方法实习”等课,又陆续请叶圣陶、张维思、陈锺凡、吕叔湘、闻宥、韩儒林、孙次舟等到所里作学术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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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江书院是四川历代书院中层次最高、持续时间最长、办学最典型的书院。书院设立于清初康熙年间,自开办之初即设有藏书之室。《锦江书院纪略》记载,咸丰八年监院李承熙对院中藏书进行统计:原有藏书仅24种197册。此后地方官员多有捐置,嘉庆十年四川布政使董教增捐发改定书籍7种159册,嘉庆十八年,荆州知府洛昂捐置书籍法帖26种1293册;嘉庆十九年,四川布政使陈若霖捐《钦定学政全书》2套;嘉庆二十四年,盐茶道奇成额捐发13种670册。

为了研究所的管理,顾颉刚亲自起草从学则到宿舍规则及值日等各项章程,并在会客室担任第一届值日员。他在此时的日记中写道:“予主研究所一年矣,至今日方得渐上轨道,甚哉作成一事之难!”“当家真不容易,我虽从事教育廿年,但从未独当一面。今则上须对付校中当局及有力同事,中须管理研究所职员,次须管理研究生,下须管理仆人,外须对付当地士绅,实觉不易措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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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八年,锦江书院被裁撤,藏书一并进入四川高等学堂。只是锦江书院的藏书几乎没有印记,分散在四川大学图书馆古籍书库中,很难被辨认出来。锦江书院发展到后期,弊端丛生,积重难返,于是尊经书院应运而生,主其事者即为晚清四大重臣之一的张之洞。

后来,胡厚宣、钱穆相继到所就职,可谓名家济济一堂。顾颉刚那时作《赖国杂咏》16首,“首述居此因由,中道同人生活状态,末则箴勖从游诸君”,在其诗中,他大赞崇义桥此处的惬意生活,说这里清静闲适,又可以专心作学问,如若仙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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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顾颉刚除主持研究所事务及指导研究生工作外,个人也作了不少研究工作,他着力编春秋史材料集,并由书记助编“春秋经通检”,同时研究古蜀史,作成《古代巴蜀与中原之关系说及其批判》、《秦汉时代的四川》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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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0 刘文典(1889—1958)

张之洞

至于他所预想的边区调查,困于经费而未能成行。当时他为江应樑考察凉山之事筹措经费,校中没有着落,“幸(冯)汉骥主川博物馆,正需要边区调查人才,慨允二千元,乃得成大凉山之行。”

研究领域:庄子研究、校勘学、目录学、唐代文化史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同治二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同治十二年六月,担任四川乡试副考官,同年十月任四川学政,光绪元年,协同四川总督吴棠创办尊经书院,培育蜀中英才。因为川省地处偏远,购书不易,张之洞率先垂范,捐俸从外地购书二百余部数千卷,存于书院尊经阁中。因为张之洞祖籍直隶南皮,故其所捐赠书籍均钤“提督四川学政南皮张之洞捐奉所置书”朱印。

1940年,顾颉刚与蒙文通、萧一山、吕思勉、黄文弼、金静庵等74名史学界同人发起创办《史学季刊》,倡议成立中国史学会。他为此刊作《发刊词》,论述史料与史观之关系,认为两者在史学研究中乃相辅相成,“无史观之考据,极其弊不过企耗个人精力,而无考据之史观则直陷于痴人说梦,其效惟有哗惑众愚,以造成不幸之局而已。”又曰:“史学领域既随新观念而扩大,其方术又随新方法而精密,……迄今尚不见有中国史学会之产生,岂惟深憾,实为大耻。抗战以来,大学多迁西南诸境,加以旧有,其设置史学系者且十数。同人等夙具此怀,爰创斯刊以为中国史学会之先声。”

主要任职: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国立安徽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西南联大教授、云南大学教授。

张氏所置书,经史子集,四部俱备,如《皇朝祭器乐舞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揅经室集》等,均为切实有用之书,符合张之洞“通经致用”的一贯育人主张。应该读什么书?应该怎样做学问?如何修行个人品德?当时学子大多心存疑惑,有感于此,张之洞亲自撰写《輶轩语》《书目答问》,为书院诸生答疑解惑。即便在今天,这两种学术着作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顾颉刚到成都后,对边疆问题依旧关注,集合同志创办中国边疆学会,由齐鲁、华西、金陵、金陵女子4所大学共同发起,顾颉刚当选为理事长。适值马鹤天、赵守钰各自在陕西、重庆分别成立了中国边疆学会,社会部通知三方面合并,并谓总部应设在重庆。于是他们以重庆的会为总会,以其余两会为陕西、四川分会。会员共有600多人,凡边疆的知名人士和内地对于边疆有研究者都网罗在内。其后云南、西康、甘肃诸省也均设有分会。分会有《边回》周刊,总会有《中国边疆》月刊,并出版《边疆丛书》。但后来“币值日跌,捐来的款无济于事,各会员又为生活压得喘不出气,无心研究,加以轰炸严重,图书疏散,搜集参考材料极端困难,要组织旅行团更谈不到,所以一天天的消沉下来。”

代表著作:《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说苑斛补》、《三余札记》等

此后,尊经书院历任山长如王闿运、伍肇龄、刘岳云、宋育仁等均十分重视藏书。光绪二十三年,宋育仁出任尊经书院山长,与廖平、吴之英倡导维新思潮,尊经书院成为四川变法维新运动的中心。宋育仁曾一次性购书103种,1040册,舆图3部18张。

离蓉赴渝遇险情

知名弟子:吴组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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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初,朱家骅连来许多函电,招顾颉刚到重庆去办《文史杂志》。顾颉刚很是奇怪,为什么在这抗战紧张的时候要办这种太平时候的刊物,他便辞谢不去,但朱氏仍是不断地来催。后来,顾颉刚还是在6月5日飞至重庆。但他没想到,自己的重庆之行,竟然险象环生。1940年6月5日即大隧道惨案发生之日,据顾颉刚自己回忆道,那次他去重庆一下飞机便遇到空袭警报,不远处有两个防空洞,他未加选择便进了其中一个,而在警报解除之后,另一个防空洞的管理人员却不知去向,洞里由于人员过多、空气不足而发生“大隧道惨案”。他说那次自己如果进了另一个洞,就必死无疑了。

人物评价:刘文典学识渊博,学贯中西,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校勘学大师,同时也是著名的庄子研究大师。其代表作《庄子补正》被陈寅恪称为是能够“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的庄子研究开山之作。刘文典恃才傲物,狷介无比,继承了民国以来的狂生个性,曾自矜道:“古今以来,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刘文典,第二个是庄周,另外半个还不晓得!”

宋育仁

在重庆与朱家骅见面之后,顾颉刚问办这刊物的原因,朱家骅说:“抗战以来,物价日高,一班大学教授生活困难。政府正替他们想办法,办这个杂志就是办法的一种,要使能写文章的文学院教授们得到些稿费作生活的补助。”顾颉刚因感念过去朱氏在中山大学与他的交谊,以及对自己通俗读物和边疆研究两项工作的支持,便同意了。

NO.9 熊十力(1885—1968)

值得注意的是,这批书籍大部分都是介绍西方政治、历史、经济、科技的西学着作,尊经书院藏书格局从单一的国学旧籍逐渐走向多元化,院中诸生眼界日趋开阔。

那年7月中旬,顾颉刚回成都处理各种事务,9月中旬乘船赴重庆就职,将研究所职事交钱穆代理,以后在致钱穆信中,顾颉刚说:“研究所者,弟费了两年心力所建设者也,自身虽去,终不忍其倒塌。去年走时,所以仍担任主任名义者,即恐因弟一走而致人心涣散,故欲以请假延长时间,使兄之力量可渐深入,则至弟正式辞职时可无解体之忧也。”次年1月,顾颉刚又回到了成都,处理研究所事务,当他返回重庆不久,便辞去研究所主任的职务,从此后,在成都生活了许久的顾颉刚终于离开了这个留下他诸多回忆的城市。

研究领域:儒学、佛学、哲学

存古学堂:聘谢无量任学堂监督

1949年后,顾颉刚担任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主持标点《资治通鉴》、二十四史。晚年深入研究《尚书》,作成《周公东征考证》和《校释译论》多篇。1980年12月25日,顾颉刚在北京病逝,临终时,他嘱托将个人遗体捐献,以供中国医学科学院做解剖研究。

主要任职:曾任教于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复性书院、浙江大学等处。

光绪二十八年,四川总督岑春煊下令裁撤尊经书院、锦江书院,书院时代走向了终点。次年五月,原尊经书院监院薛华墀、教谕罗彤将这一批书籍清点造册,移交给新成立的四川高等学堂。宋育仁当年采购书籍的清单,今天仍然完整的保存在四川大学档案馆中。

编辑:尧华

代表著作:《新唯识论》、《原儒》、《体用论》、《明心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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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弟子: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

岑春煊

人物评价:熊十力是中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他最大的贡献是以佛教唯识学重建儒家形而上的道德本体,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新儒家”体系,影响深远。熊十力与张君劢、梁漱溟、冯友兰、方东美、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并称为“新儒学八大家”,他本人则成为当之无愧的“新儒家”开山祖师。

宣统元年,清政府要求将设立存古学堂作为各省“筹备立宪”的一项内容,四川总督赵尔巽邀请五十一岁的清流名士赵启霖,入川主持四川存古学堂筹办事务。赵启霖(1859-1935),字芷荪,号瀞园,湖南湘潭人,光绪十八年进士,曾任监察御史,因弹劾段芝贵与庆亲王父子一案颇具声望。

NO.8 钱穆(1895—1990)

赵启霖于宣统元年旧历四月十三日抵川,上任之始即着手整顿学务,并上《请奏设四川存古学堂折》。得到批复后,赵启霖拟定存古学堂章程,同时聘请谢无量任学堂监督,华阳徐炯、名山吴之英为教员,学堂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

研究领域:儒学、史学、宋明理学、中国古代学术思想

因为“学务多束于部章,鲜有实济,又因先母年近八旬,思归心切”,宣统二年,赵启霖即请辞去提学使职务,并于同年二月获准。离川之前,赵启霖自捐四百元,购置图书,供存古学堂诸生研读。这批古籍首页均钤“提学使赵捐置”朱印,具体数量尚待统计。

主要任职: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教授、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香港新亚书院创办人兼首任校长、中国文化学院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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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著作:《国史大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诸子纪年》、《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

尊经书院旧照

知名弟子:余英时、严耕望、李埏

张之洞之创办尊经书院,赵启霖之筹设存古学堂,前后两任提学使在蜀学发展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前贤已逝,他们捐置的书籍,却传之久远,嘉惠后学。辛亥革命后,存古学堂更名为四川国学馆,后并入四川国学院。四川国学院以整理四川文献、搜集国史文献、编辑光复史为主要任务,因此大批购置国学典籍。此一阶段的藏书,《国立四川大学图书馆藏书概况》一文略有涉及,“明板册府元龟、六朝诗纪、补续全蜀艺文志等系谢无量在国学馆时购置,明板经学及东医宝鉴等则廖季平先生所置”。 国学院、国学馆的书籍均钤有“四川国学院所藏金石图书之印”,在四川大学图书馆的古籍收藏中占据很大比例。

人物评价:钱穆是中国现代著名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他毕生以捍卫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高举“新儒家”的旗帜,将中国文化展示给全世界,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又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瑞典汉学家马悦然曾评价钱穆道:“钱穆在本世纪中国史学家之中是最具有中国情怀的一位。他对中国的光辉的过去怀有极大的敬意,同时也对中国的光辉的未来抱有极大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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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7 罗振玉(1866—1940)

晚清时期的锦江书院

研究领域:敦煌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校勘学、目录学

古籍甚丰,唐人写本《敦煌般若经卷》

主要任职:历任武昌江楚编译局帮办、上海南洋公学虹口分校校长、江苏师范学堂监督、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还曾供职清废帝溥仪,入值南书房。

尊经书院、锦江书院并入四川中西学堂,后来演变为国立成都大学,存古学堂则并入四川国学院,逐渐演变为公立四川大学中国文学院。1931年,国立成都大学、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公立四川大学再次合并,组建国立四川大学。至此,锦江书院、尊经书院、存古学堂、四川国学院所藏书籍以及刻书板片实现合流,全部进入国立四川大学图书馆。

代表著作:《殷墟书契前编》、《殷墟书契后编》、《殷墟书契菁华》、《流沙坠简考证》等。

国立四川大学时期,学者推荐购买也是图书馆文献建设的重要途径。此类书籍,内封叶均有铅笔小字一行,“某某介绍”。如文院蒙文通介绍之《印度札记》,文院赵少咸介绍之《集韵声类表》《魏书校勘记》《淮南旧注校理》,文院周癸叔介绍之《梅村诗集笺注》《问字堂集》《后汉纪》,文院丁山介绍之《集韵考证》,均是此例。抚摩遗编,心生感慨,先辈学人在书籍上留下的雪泥鸿爪令我们如闻其声如见其面,始觉大学之大,不在广厦,而在于大师,在于底蕴。此外,民国期间国立成都大学、国立四川大学排印或者石印出版的教材,也构成了图书馆古籍线装书的一部分,因其流传不广,存世稀少,因此弥足珍贵。

知名弟子:容庚、商承祚、柯昌济、关百益、孙宝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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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评价:罗振玉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甲骨学和敦煌学的奠基人,他毕生致力于搜集、保存、整理中国上古时期的甲骨资料,从事甲骨文字的研究与传播,同时还整理了敦煌文卷,并开展对汉晋木简的研究。他与王国维、郭沫若和董作宾并称为“甲骨四堂”,王国维担任过罗振玉的助手,郭沫若和董作宾的研究均受到了罗振玉的影响。

四川高等学堂的自修室

NO.6 刘师培(1884—1919)

四川大学图书馆古籍收藏的另一重要源头是华西协合大学图书馆。与国立四川大学的发展脉络不同,华西协合大学自建立之初就比较稳定,图书馆收藏的图书来源相对比较简单。华西协合大学图书馆成立于民国三年,初期收藏不甚丰富,且多以西文书籍为主。为充实馆藏,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程芝轩曾向罗氏好一斋商借25000册中文古籍寄存馆内,以满足教学科研的需求。

研究领域:小学、经学、中国古代学术史、中国古代文学史

民国二十年,华西协合大学得到哈佛燕京学会的三十万美元用以发展本校东方文化研究事业,校方在息金中划拨专项经费,用作购置图书及设备。《华西协合大学校刊》记载,1938年暑假,图书馆中文部在北平各大书局一次性采购中文古籍120多种,到馆书籍均采用杜威十进制分类法并参考王云五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进行分类编目。

主要任职:历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文科研究所指导教师、国史编纂处纂辑员。

据统计,截至1945年,馆内收藏中文图书137199册,就收藏数量而言,以四川方志为最多,次则为钞本及名人手迹,如顾印愚、李榕、窦垿等人遗墨均赫赫有名 。以版本而论,馆藏元代刻本2种,明刻本30多种。1949年,华西协合大学图书馆又一次大规模收购中西文古籍,数量不下千种,最值得注意的是唐人写本《敦煌般若经卷》,这是今天四川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唯一一部敦煌写经。1951—1952年间,图书馆又接收唐棣之、曾彦适等人所捐綫装古籍一万多册,馆藏资源得到进一步扩充。

代表著作:《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黄帝纪年论》、《汉宋学术异同论》等。

知名弟子:黄侃、陈中凡、刘文典

人物评价:刘师培是清末民初政界的风云人物,更是一位承前启后的经学大师。他受过良好的经学训练,又善于把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引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极大开拓了传统文化研究的新境界,在对《左传》、《周礼》以及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上获得了较高的学术地位,与章太炎并称“二叔”(章太炎字枚叔,刘师培字申叔)。

NO.5 黄侃(1886—1935)

研究领域:训诂学、音韵学、经学

主要任职:历任北京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山西大学教授。

代表著作:《文心雕龙札记》、《日知录校记》、《集韵声类表》、《说文笺识四种》等。

知名弟子:潘重规、杨伯峻、范文澜、徐复

人物评价:黄侃在传统的音韵学、训诂学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重视系统和条理,强调从形、音、义三者的关系中研究中国语言文字,以音韵贯穿文字和训诂。黄侃师从章太炎,与其师并称“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后世亦有“章黄之学”之美誉。同时亦继承了章太炎嬉笑怒骂、恃才傲物的性格,时人称之为“黄疯”。黄侃治学严谨,生前从未公开出版任何著作,却成为海内外公认的国学大师。

NO.4 陈寅恪(1890—1969)

研究领域:隋唐史、中国古典文学、语言学、考据学、校勘学

主要任职: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还担任过中央研究院理事、故宫博物院理事、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等。

代表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

知名弟子:周一良、杨联陞、刘节、王力、蒋天枢

人物评价:陈寅恪是近代中国公认的史学大师,擅长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佛教史、西域史和蒙古史,在实践中发展了自乾嘉以来就不断形成的历史考据学。除此之外,他还在古代语言学、敦煌学、中国古典文学等研究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陈寅恪的学问被著名史学家傅斯年称为“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史学四大家”,又与梁启超、赵元任、王国维并称为清华国学四大导师,在清华任教时还被称为“教授之教授”。

NO.3 梁启超(1873—1929)

研究领域: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学理论、目录学、图书馆学、文学

主要任职:曾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北京图书馆馆长、清华大学国学院教授。

代表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等

知名弟子:蔡锷、蒋百里、徐志摩、张君劢

人物评价:梁启超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同时也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其学术研究涉猎相当广泛,几乎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有所建树,尤其在清代学术思想和史学理论的研究上最为显著。

NO.2 王国维(1877—1927)

研究领域:中国古典哲学、美学、史学、戏剧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甲骨学、敦煌学、金石学

主要任职:曾供职清废帝溥仪,入值南书房,还曾任教于清华大学国学院。

代表著作:《人间词话》、《殷周制度论》、《宋元戏曲考》、《观堂集林》等

知名弟子:顾颉刚、徐中舒、赵万里、姜亮夫

人物评价:王国维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杰出学者,他是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体系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同时也是第一个将考古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学者。王国维一生学术成就卓越,贡献突出,在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甲骨学、金石学、敦煌学等多方面均有造诣,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

NO.1 章太炎(1869—1936)

研究领域:朴学、小学、经学、史学、佛学

主要供职:曾任教于东吴大学、北京大学等。

代表著作:《国故论衡》、《齐物论释》、《新方言》等

知名弟子:黄侃、钱玄同、鲁迅、周作人、沈兼士、马裕藻、朱希祖、吴承仕

人物评价:章太炎沟通清代学术和近代学术,连接传统与现代,在朴学、经学、史学、佛学等多方面堪称一流。梁启超称他为“清学正统派的殿军”,胡适称他为“五十年来古文学第一作家”,薛慧山称其为“权威性的国学大师”。章太炎是民国时期当之无愧的国学第一人、国学大师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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