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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十周年论坛在京举办,2017年度中国非物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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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十周年论坛在京举办,2017年度中国非物质文

  (作者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

《概论》一再修订、精益求精,不但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及时总结,同时也不断推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学科化建设。当然,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目前整体上仍处于探索的阶段,正如主编王文章先生在《概论》序言所说:“这样系统的概论性着作的问世,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乃至文化遗产学这样一些应时而兴、急切需要、很有前途的新兴学科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尝试和有益的探索。尽管这种尝试和探索没有止境,但迈出第一步,总是重要的。”我们相信,随着新版《概论》的问世,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必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本年度应特别引起注意的是,包括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两大要素的文化遗产整体观被确立。

  王文章在论坛上致辞。他指出,《公约》公布的十年,也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全面推进、取得显著成果的十年。十年来,我们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和很高评价。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与支持和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结果。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从一开始就注重推进理论建设,注重理论研究与保护实践相结合。专业理论研究与保护实践经验相互结合、相互促进,使源于生动实践的理论研究更具有针对性,更符合实践的要求,因而也更科学;使有了理论指导和支撑的保护实践得以更深入地推进,持续健康地发展。十多年来,经过广大理论工作者和作为传承主体的各级传承人的辛勤工作和不懈努力,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了正确的认识,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形成了自己的创造性经验。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其恒定性的方面,也有活态性的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该既有继承又有创新,是一种积极的保护。随着保护实践的不断发展,保护环境也在不断发生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很多有效形式和创造性经验也将不断呈现出来。因此,希望广大理论工作者继续深入研究和总结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继续全面推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健康深入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是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这是客观的历史事实。因此,非遗的整体保护是遵循客观规律的保护方法。我很高兴,这篇文章以宁波的保护工作为例展示了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性理念及其实践的丰富内容,既对宁波这些年的工作成绩进行了理论提升,也充实了我们一直倡导的整体保护的生动案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王文章着,2013年5月出版,定价:43.00元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这一表述符合《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相关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22] 的基本逻辑。12月11至15日,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23] 第19届大会在印度德里召开。本次会议高度关注了“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密切程度。会议成果文件《德里宣言——遗产与民主》的相关表述,如“考虑到人类迁徙和人口增长的现实;尊重不同读取的基于以人为核心、文化特异性的模式——这些区域居住着大量不同的群体,他们对当地多元遗产的创造做出了贡献”,“遗产理念的外延已经极大地扩展了,不仅包括古迹、遗址和建筑群,而且包括周边的环境、范围更大、更为复杂的区域和景观,以及其非物质的层面”[24],说明物质文化遗产业界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工作视野的遗产整体观已经形成。

  (本版图文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提供)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仍然是一个需要继续拓展、深化的工作,需要研究者与实践者的相互磨砺,也需要全国性的工作与地方工作的相互配合。我们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显然还有许多需要我们继续努力的空间。我愿意与本文的研究者与各地的实践者共勉。

2013年版《概论》共设十章,第一章导论概述全书的思路,说明当前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的原因,明确非遗传承规律的基本原则。第二章辨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第三章阐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体系。第四章探析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第五章、第六章分别介绍国内和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沿革。第七章论述了现阶段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的分类体系。第八章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和保护主体。第九章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该遵循的理念、原则与方法。

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振兴传统工艺”的要求,实施《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3月12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文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部署促进中国传统工艺传承与振兴。《计划》指出,振兴传统工艺,有助于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化生态,丰富文化资源,增强文化自信;有助于更好地发挥手工劳动的创造力,在全社会培育和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有助于促进就业,实现精准扶贫,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增强传统街区和村落活力。《计划》要求立足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学习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发掘和运用传统工艺所包含的文化元素和工艺理念,丰富传统工艺的题材和产品品种,提升设计与制作水平,提高产品品质,培育中国工匠和知名品牌,使传统工艺在现代生活中得到新的广泛应用,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升级的需要。到2020年,传统工艺的传承和再创造能力、行业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从业者收入以及对城乡就业的促进作用得到明显提升。《计划》提出建立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调动年轻一代从事传统工艺的积极性,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队伍;将传统工艺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实施重点,提高传承能力,增强传承后劲;加强传统工艺相关学科专业建设和理论、技术研究,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和理论研究人才;强化质量意识、精品意识、品牌意识和市场意识,提高传统工艺产品的设计、制作水平和整体品质;拓宽传统工艺产品的推介、展示、销售渠道,为传统工艺搭建更多展示交易平台;加强行业组织建设,鼓励地方成立传统工艺行业组织;加强文化生态环境的整体保护;促进社会普及教育,增强传统工艺的社会认同;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计划》强调,各级政府要加强统筹协调,积极探索振兴传统工艺的有效途径;落实支持政策,将传统工艺展示、传习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十三五”时期文化旅游提升工程;加强金融服务,探索建立传统工艺企业无形资产评估准则体系;鼓励社会参与,加强传统工艺振兴的多方保障。[15]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吕品田在发言中围绕生产性保护进行探讨。他指出,采取生产性保护,取决于传统技艺的技术本体、功利使命和活态性质,其实践原则是因地制宜、因材施艺、尊重传统和备物致用,实践目的是去保护和守差异。生产性保护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向纵深推进的重要途径,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当代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相互结合、相互促进,以至交融统一、和谐发展的重要手段。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技艺,可以在合理的开发和利用中转化为经世致用的生产力,从而实现文化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

  整体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事业的一个重要概念,具有很强的中国特色,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体保护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概念和理念是中国对于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创新。在十多年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尝试过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逐渐成为我们工作的主要理念之一,由此发展出文化生态保护区的重大项目,也引发各地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创新工作。遗产的整体性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一个相对单纯的概念发展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一个内容非常丰富的理论工具,与各地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

新版与2008年版的一大区别,是增补了第十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机制”。这一章对国际机构、区域组织以及世界各国在非遗保护领域的立法情况进行了系统的介绍,还从我国中央、省、市、县各个层面阐述了非遗立法工作的发展进程,并在此基础上逐条解读了《非遗法》的各项条款,阐明了依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新版《概论》中还增加了非遗生产性保护的有关内容,生产性保护是近年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一种新的保护方法,新版对此进行了理论总结,肯定了生产性保护所取得的成就,同时也指出,对具体的非遗项目应该采取科学慎重态度,那些没有开发利用价值或暂不具备开发利用条件的项目,不可草率采取生产性保护的措施。新版《概论》对近年来设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保护区给予了特别关注,系统梳理了其系统性、整体性保护的创新机制,具体介绍其最新进展。此外,新版《概论》各章还补充了许多生动具体的例证,使抽象的理论和概念更容易为读者所理解。

6月10日,“第六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国际论坛”在成都举行。论坛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精神与保护实践”为主题,来自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00位专家学者、文化工作者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参加了论坛。项兆伦副部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助理总干事弗朗西斯科·班德林(Francesco Bandarin),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连辑,赞比亚旅游与艺术部部长查尔斯·罗梅尔·班达(Charles Romel Banda)先后做主旨发言。项兆伦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与实践》为题,全面阐述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张。他指出,将今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主题确定为“传承发展的生动实践”,意在反映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展开的。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既面临遭受冲击、加速消失的现实威胁,也面临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历史机遇。为此,中国政府把正确应对环境变化、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作为政策制订的优先方向。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主办,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承办的《公约》精神与中国的保护实践纪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颁布十周年论坛,6月9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文章,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专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优秀实践名册和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等项目传承人和保护单位代表、媒体代表等共100余人参加了论坛。论坛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常务副主任李新风、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副司长王福州主持。

  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从四级名录项目及其代表性传承人的命名开始的,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主要工作。这些项目在地方上是分散的,并不能显示出相互之间的联系。如果我们的工作仅限于此,实际上难以彰显各个项目的代表性。因为如果没有对于地方文化的整体认识,各个项目的代表性意义就容易被湮没。就全国而言,认识到寻找地方文化的整体性特色并由此指导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需要一个文化自觉的过程。从本文的介绍来看,宁波显然是领先了一步。从项目保护到三位一体,再到现代保护体系的建设,显然其中贯穿着一种整体观,一种凸显地方历史传统的整体观。宁波的探索生动地说明,地方文化的整体属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是辩证的依存关系,我们的文化工作需要两手抓。

自2008年以来,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发展迅速。特别是自2010年起,我国《“十二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规划》、《全国“十二五”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程试点建设专项规划》、《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十二五”保护规划和资金需求》3个规划工作开始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计划性、系统性有了极大的提高。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并颁布实施,这是继《文物保护法》颁布近30年来,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又一部重要法律。截止到今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已建立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过半数为独立机构,基本完成了第一次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初步查明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总量共87万项,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和代表性传承人的评审认定体系,建立了15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可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和《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2月23日,《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发布,系统阐明了“十三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总体要求、目标方向、主要任务和重要举措。规划把“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作为重要内容之一,要求“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进一步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以人的培养为核心,以融入现代生活为导向,切实加强能力建设,提高保护传承水平,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深入发展”;提出到2020 年,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基本形成”的发展目标,“到‘十三五’期末,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开展研修研习培训达到10万人次”的主要指标;明确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活力,振兴传统工艺,加强宣传展示与交流等重点工作,实施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工程、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工程、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设施建设工程等重要项目。与此同时,该规划中的戏曲振兴工程、剧本扶持工程、民族音乐舞蹈杂技扶持工程、边境地区文化建设工程,也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密切相关。[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魁立以《积极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规律》为题发言,指出关注整体性保护原则和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开展传承传播活动,成为体现中国经验的鲜明特点之一。这些原则和做法是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质的认知和深入的学理分析而抽绎和总结出来的,并使之转化为政策的基础,纳入保护传承的实践活动中。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设立和建设、围绕代表性传承人的一系列政策行为都是最好的说明。可以预期,这些措施将会在我国的文化建设和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于2004年开始撰写,2006年10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成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基础理论领域的奠基之作。2008年,为满足教学需要,该书增补修订为教材形式,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并于2010年第2次印刷。

连辑在《以〈公约〉精神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的发言中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应有之义,是需要全人类共同关照、共同参与、共同解决的国际性问题。《公约》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机制保障,应当动员更多国家和地区加入《公约》,履行《公约》义务,共同把《公约》精神通过合适的方式传播出去,让公众和社会接受《公约》概念,使其具有更为广泛和普遍的执行意义。各国、各地区在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过程中,面临着一些共同问题,也面临着信息化、传统文化觉醒和以《公约》为引领的全球性统一行动这三大机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程中,学术研究机构尤其应当系统梳理成功的保护实践方法,并从学理上进一步深入研究,使之成为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在世界更广范围内发挥作用。

  2013年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一年,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回顾总结之年和展望未来之年。2013年,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已实施十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通过十周年,因此,《公约》精神和中国保护经验成为今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领域两个最重要的关键词。专家们指出,对于《公约》精神和中国保护经验,都还需要作出更全面、系统、准确的概括与总结,对于现实保护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也应予以认真全面的反思和总结,以利于今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更深入、更健康地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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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不断深化,呼应新时代发展要求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田青在发言中指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守望我们的精神家园。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快速发展,是中华民族在经济快速发展之后的初步文化自觉。他以昆曲和古琴为例,说明文化政策应该鼓励文化多样性,让各遗产项目保持原有的文化品位,沿着自己的文化轨迹和文化传统来传承和发展。

王文章先生近年来曾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主管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对全局情况有系统的掌握和理解。他带领课题组专家,敏锐地捕捉非遗保护新阶段的新现象、新问题、新经验、新特点,及时进行理论总结和概括,以这部《概论》为例,自初版以来,追踪实践领域的发展变化,每隔三五年便系统修订一次,这大概可以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研究的中国特色吧。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其成果利用渗透于文化发展改革的相关领域

  泉州市木偶剧团团长王景贤对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优秀实践名册项目的福建木偶戏后继人才培养计划作了基本情况介绍和经验总结,认为该计划的入选,意味着该项目在保存、传承、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培养后继人才方面的工作成果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当地将继续采取各种措施培养木偶戏后继人才,使该项目的典范意义得以长期保持和延续。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正式颁布实施两周年,我国迎来第八个“文化遗产日”之际,一本特殊的专着再度以新的面貌问世。这就是由王文章主编、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修订版。

5月12日,“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文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项兆伦结合我国十多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丰富积累和最新实践,提出“要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项兆伦重点阐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特征和传承人群的主体地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对象、工业化和城镇化条件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间知识及技艺的增长和文化传统的丰富与发展、能力建设和传承人群的学习与传承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研究等当前热点问题。他强调坚持“见人见物见生活”的保护理念,“要支持非遗实践回归社区,回归生活,让非遗在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体现和传承”。“能力建设直接关系非遗在时代变迁中的可持续发展。”“帮助传承人群获得和增强这些能力,是有效保护非遗、确保非遗生命力的战略措施。”他指出,要“将非遗作为系统性的文化现象来研究”,要“做好田野调查,恪守学术伦理,注重历史和比较研究”。[20]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小璞发言的主题是《我国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探索与实践》。她认为,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我国首创的适应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流变性和整体性特征而采取的科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区域性保护模式。近年来,各保护实验区积极开展区域性整体保护的探索与实践,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与成绩,但同时也存在着重视不够、定位不准、认识不清、理论研究滞后和民众参与不够等问题。她就如何积极稳妥地推进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

随后,“十三五”时期文化产业、艺术创作、文化科技创新、公共文化、文化扶贫等相关领域的规划陆续发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及成果,成为这些领域推进各项工作的重要资源和抓手。4月12日发布的《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指出,要依托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力发展贫困人口参与并受益的民族手工艺品、民间演出、乡村文化旅游等”,鼓励社会资本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鼓励文化创意、演艺、工艺美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与旅游资源整合,开发具有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情的旅游演艺精品和旅游商品”。[16] 6月28日印发的《文化部“十三五”时期艺术创作规划》,指出将实施戏曲振兴工程、民族音乐舞蹈杂技扶持工程、名家传戏——当代戏曲名家收徒传艺工程、戏曲艺术人才培养千人计划等,同时发挥重大艺术活动的示范引导作用,为优秀作品的演出、展示、提高搭建良好平台。[17] 这些举措,无疑将大力推进表演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4月26日发布的《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科技创新规划》,提出“探索建设国家文化科技公共服务平台”,推进文化遗产等领域的文化科技数据库建设。“将传统工艺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的培养纳入艺术职业教育体系”,“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18]。5月25日发布的《“十三五”时期文化扶贫工作实施方案》指出:贫困地区“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是重要工作目标之一。要提升贫困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水平,加大支持和倾斜力度,贯彻落实《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支持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同时通过戏曲艺术人才培养千人计划、送戏下乡,推动贫困地区艺术创作生产。[19]

  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负责人邓景华介绍了海南省入选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保护工作经验。近四年来,在政府积极提供政策支持、经费保证的情况下,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扎实践行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承诺的各项保护措施,使黎锦技艺这一珍贵、优秀的传统文化形式得到了有效保护和传承,基本改善了四年前的濒危状况。

班德林在发言中高度评价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的成果。他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在全球化背景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维持文化多样性的关键所在,也蕴含着应对诸如气候变化等挑战所需要的丰富知识。[21]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王馗在题为《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昆曲保护》的发言中说,从2001年昆曲入选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到现在的12年间,昆曲保护在院团剧目传承与发展、学术研究与推动、艺术推广与宣传等方面,均取得了重要成果。昆曲保护的最大经验是重新延续了这一剧种在中国戏曲文化格局中的剧种地位和文化品格。《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框架下的昆曲保护历时最久,取得的经验亦足以对国家级名录中的200余种戏曲表演艺术产生重要的示范作用。

  周和平作《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与创新》的主旨发言,阐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大意义,概括我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实践,系统总结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经验。他说,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行了一系列部署。近年来,在以往传统文化保护工作基础上,和国际社会推行《公约》的背景下,我国积极履行加入《公约》的义务和承诺, 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总体思考和顶层设计,开展了一系列保护工作实践,主要表现在:全面开展普查工作,建立国家、省、市、县四级名录体系和传承人保护制度,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积极开展理论研究,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展示活动和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十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经验有:明确各级政府在保护中的重要责任,提升人民群众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自觉,发挥专家、学者在保护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坚持保护理论创新,确立以人为载体的保护机制,推进国家立法,加强政策法规建设,以及在国际社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背景下开展保护工作。

  文化部外联局国际处副处长张玲对《公约》进行了详细解读,对存在的问题与挑战、缔约国的义务和惠益,以及未来展望等方面作了阐述,对如何完整、准确地理解《公约》的基本原则和精神作了系统探讨。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祁庆富就正确处理传承主体与保护主体的关系问题发言指出,传承主体是遗产的持有者,是以代表性传承人为代表的社区、群体和个人;政府是保护工作的主体。政府主导是提供保障,使遗产持有者的传承地位不受干扰、不受损害,使遗产的整体性和传承性得到保证。政府主导不仅在法规、政策方面,而且在导向性方面起主导作用。总结十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验,政府在导向性方面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为推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继续深入展开,论坛邀请有关专家和传承人就我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优秀实践名册三种类型的项目,进行保护实践的概括和保护经验的总结。

  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会议正式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至今已有十年。文化部在我国第八个文化遗产日期间举办此次论坛,旨在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深入理解和贯彻《公约》精神,探讨国际社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和措施,系统总结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验,推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继续深入开展。

  在此次论坛上,各位专家围绕《公约》精神与中国经验这一核心主题,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出发,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制建设、保护规律、生产性保护、生态保护区建设等几个重要方面进行了深入总结和多角度探讨,取得了丰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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