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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明初名僧宗泐事迹考,五位高僧与浙西天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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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明初名僧宗泐事迹考,五位高僧与浙西天池

原标题:黄岩鸿福寺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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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准师范(1179—1249)

宗教

作者:王康

作者去了这些地方:
浙西天池

  名师范,号无准,俗姓雍氏,四川梓潼(绵州梓潼县治)人。年九岁就阴平道钦出家,绍熙五年(1194)受具足界,庆元元年(1196)于成都正法寺坐夏(6)。年二十投育王山秀岩师瑞,时育王山有佛照德光(宋代临济宗大慧派僧人)居东庵,空叟宗印分坐,法席人物之盛,为东南第一。师贫,无剃发之资,时人常以“乌头子”称之。后至杭州灵隐寺,谒松原崇岳(宋代临济宗杨歧派僧人),往来南山,栖止六年。又闻破庵祖先(宋代临济宗杨歧派僧人)住苏州西华秀峰,往依之。不久,至常州(今属江苏)华藏寺师事宗演,居三年,复还灵隐。侍郎张 兹新创建广惠寺,请破庵祖先住持,师范亦往侍三年,又随其登径山。破庵祖先将寂之时,以其师咸杰(宋代临济宗杨歧派僧人)之法衣顶相付之。绍定五年(1232),奉敕住径山,次年入慈明殿说法,宋理宗深为感动,赐“佛鉴禅师”之号,且赐银绢,作为径山寺的修缮之资。淳佑九年(1249)三月十五日,书遗表十余种,三天后示寂。有《无准师范禅师语录》五卷、《无准和尚奏对语录》一卷行世。(《续传灯录》卷三五、《大明高僧传》卷八)
  无准师范为南宋著名高僧,日本京都东福寺(临济宗东福寺派大本山京都五山之一)的开山祖师圆尔弁圆(圣一国师,1202—1280)也出于其门下, 无准师范是宋代中日佛教交流代表人物,对中日文化交流的有着杰出的贡献和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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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气宇冲牛天,一踏鸿门两扇开图片 1

发表于 2002-03-20 19:22

高僧纷至的佛门盛地 千顷山的佛教有一个从酝酿至诞生、到巩固、到发展直至衰亡的全过程。 南梁初年至唐武宗会昌年间共约340年左右的时间,为千顷山佛教的酝酿时期 。 这一时期曾有两位高僧前来千顷山“结茅为庙” ,修习禅定 。一位是南梁初在建康与初祖达摩相会并一同受梁武帝接见过的千岁宝掌和尚 。另一位是唐代宗(762—779年在位)时 ,上京都长安以佛力挫败道法 ,代宗赐其袈裟 ,赐号“性空大禅师”,又号“护国三藏”的具胝禅师。 唐宣宗大中初年,千顷山的佛教产生。当时。谥号“断际”,追赐“紫袍金带”并被尊奉为临济宗祖师的 黄檗祖师,在当地百姓的支持下,经布施、募化建起了慈云禅寺,慈云禅寺的建成标志着千顷山的佛教产生。 曾在千顷山写成《传灯录》等二部佛学著作,唐昭宗“赐其鹿衣五事,别赐紫衣”,二进千顷山住持慈云寺并西逝于此的楚南禅师和“移杖千顷,筑室居之”,受皇上赐紫衣两次(另一次是为已故的黄檗禅师代领)并赐号”无著“的文喜。是继黄檗禅师之后的另两位高僧,他俩为千顷山佛教事业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以上唐宣宗初年到唐昭宗末年短短的50余年中就有3位高僧,加上唐以前的两位 ,共有5位高僧先后来千顷山建寺、坐禅、弘法、著书等,足见当时佛教事业之兴盛。 在五位禅师中,对千顷山及至全国的佛教影响较大的当推断际希运禅师。他创建慈云禅寺时正处于唐宣宗解禁唐武 宗“废佛令”后不久。慈云禅寺的建成不仅为千顷山佛教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一反“废佛令”,把原全国几乎拆毁殆尽的寺庙迅速兴复起来在全国做出了榜样。因此,黄檗禅师被当地百姓尊奉为“黄祖师”。许多因尊奉他而神化他的故事至今仍盛传不衰。 希运黄檗祖师又是临济宗的祖师。 “临济宗”是佛界所说的“一花开五叶”中的“一叶”。所谓“一花”指的是禅宗六祖慧能,而“五叶”指的是慧能以后,禅宗有五个势力较盛的宗系在全国各地发展。即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 临济宗的宗风正如《禅宗通史》所说:“临济家风,全机大 用,棒喝全施,虎骤龙奔……”。黄檗祖师传禅的特点是:“一切凭弟子自悟自修”。 后来,黄檗的高门弟子义玄去镇州建立临济禅院,高扬本家宗风,声势大振,临济宗由此而得名。并尊黄檗为临济宗的祖师。 临济宗经义玄等弟子的不断充实和发展 ,将其法门归结为“三玄” 、“三要” 、“四料简”、“四照用”等接引学人。 临济宗传到北宋(约1034年—1037)年间又分为黄龙、杨歧两派,它在我国佛教中流传时间最长,至今仍延绵不衰 。在国际上亦产生一定影响:如12世纪末 ,日本僧人荣西来宋 ,受法于黄龙派,传入日本后称千光派;南宋末年 ,我国多名僧人渡日传杨歧派禅法;17世纪,福建黄檗山万福寺僧人应邀赴日弘法,成 为与曹洞、临济并列的黄檗宗,至今仍盛传不衰 。1987年5月,日本临济宗永源寺祖派祖巡拜访华团一行16人来华参拜祖庭 ;1988年5月 ,日中友好临济黄檗协会第8次访华团一行50人来华参拜祖庭。 唐朝以后几乎没有资料记载千顷山龙兴寺的兴衰沉浮。但从宋进士司马槱《游千顷山》一诗中“……传闻此山巅。旧有沧海色。迩来三十年,潭湫变枯荻……”。之句来看,说明千顷山的佛教宋时已开始由盛转衰。 近年,在“天池”西侧的云板山麓发现当年上层僧人葬身的墓群 。最近又挖掘到一段约60厘米长 ,40厘米见方的石制塔身,塔为晚清时所建。说明清时的龙兴寺,仍有多名寺僧在此传承佛教。 目前龙兴寺虽已荡然无存,仅见铺满一地的断砖碎瓦,但当年曾与龙兴寺相伴千余年的两棵古银杏已枯而复生。它根部抽出的数株小苗都已长高1.5米 。预知,“病树前头万木春”的美好前景即将来临。 附:

图片 2

2013年02期

走在上垟潘山头村乡间小道,来到当地人称为“青龙头”的山脚下,远远可见写着“黄岩鸿福寺”的寺碑。走近一看,青翠柳枝缀于寺庙门前,显现出一番特别的意境来。据历代《黄岩县志》记载,东晋穆帝司马聃永和年间(345—356年),在黄岩西部的秀川乡,天竺(今印度)僧人菩提引尊者持锡开基,创建“永和堂”。后不断扩大,定名曰“鸿福寺”。鸿福寺前山有独峰,望之若紫云覆顶,芒彩注射若浮动,故名浮山,后有天竺胡僧结庐诵经镇之。上垟鸿福寺与北洋瑞岩净土禅寺一样,乃南宋江南名寺,吸引众多海外僧人来参学。关于鸿福寺,当地还流传着不少俗语,比如“修行修一世,不如鸿福呆一次”。

无准师范《尺牍》 纸本 行书 32.1 × 100.6cm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松平直亮氏寄赠)
图片转自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下载大图来自日本-e国宝-网站]
  无准师范的弟子包括,镰仓圆觉寺的开山祖师无学祖元、建长寺第二代住持兀庵普宁、及圣一国师圆尔弁圆等日本名僧。圆尔弁圆于嘉祯元年(1235年)前往南宋,并得到无准师范的“印可”,之后成为京都东福寺开山祖师(印可指禅宗指导者认可修行者的参悟并允其嗣法的证明)。
  圆尔弁圆返回日本的次年,即淳佑二年(1242年),无准师范所在的万寿寺遭祝融之灾,在博多承天寺的圆尔弁圆得知此事后,便捐赠木材千片作为重建之资。本件就是无准师范为此而回覆的谢函。因为有此来历,所以本件又以“板渡墨迹”(在此墨迹指禅僧书迹)而著名。无准师范在文中恳切地提及对圆尔弁圆创建承天寺感到欣喜,并告知领收到的木材数目及表达谢意,也期许圆尔弁圆致力于日本禅宗的发展。
  本件曾为著名的茶道家松江藩主松平不昧所藏。(参考日本-e国宝-网站 )
相关资料: 宋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代表人物——无准师范 (姜艳斐 )

《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12期第99~105页

北宋真宗赵恒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鸿福寺被赐额。北宋英宗赵曙(1063—1067年在位)时,鸿福寺与瑞岩寺同为“敕差住持”寺(国家重点佛寺)。北宋徽宗赵佶宣和(1119—1125年)年间,落寇侵入鸿福寺,殿堂毁损严重。北宋钦宗赵桓靖康元年(1126年),鸿福寺重新修建。

On the Biography of the Famous Monk Zongle during the End of Yuan Dynasty and the Early Ming Dynasty

南宋时,著名的禅宗祖师佛照德光大师、北涧居简禅师师徒都曾住持鸿福寺,记录进《高僧传》《传灯录》《五灯会元》《指月录》等佛教典籍的高僧,如鸿福德升禅师、鸿福子文禅师等也都曾住持鸿福寺。佛照德光大师,据《五灯会元·卷二十》《续传灯录·卷三十二》《北涧集》记载,佛照(1121—1203年),俗姓彭,名德光,自号拙庵,赐号佛照,南宋初期著名高僧、全国佛教领袖,南岳怀让大师第十七世、临济宗第十四世,南宋临江军新喻县(今江西新余)人。10岁,父母猝然相继辞世,由伯父彭循夫妇抚养。南宋高宗赵构绍兴十三年(1143年)德光散尽家财,除了添置度牒、僧具外,其余财产悉数散发族人,到新喻县光化禅院,足庵普吉住持为其落发。不久,普吉带德光来到福建,当时福建卧虎藏龙,有许多高僧大德分布各处,德光皆一一拜谒。在这段行脚江湖、云游天下的求法生涯中,德光效法“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典故,相继参谒了五十余位高僧大德。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德光听说自己崇拜的偶像大慧宗杲[gǎo]禅师住持宁波阿育王寺,立即投到大慧门下。南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担任台州知州的侍郎李浩与德光论禅十分契合,便聘请德光做黄岩浮山鸿福寺的住持,一次上鸿福寺堂云:“其或未然,鸿福更为诸人通个消息。丈夫气宇冲牛斗,一踏鸿门两扇开……浮山冷地觑着这一队汉,败阙不少”。在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左右,担任临海天宁寺(又叫报恩光孝寺)的住持,四方僧人云集在德光的身边,德光的影响日益扩大。

何孝荣,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故宫学与明清宫廷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史、中国佛教史,天津 300071

图片 3南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年)春,他被南宋孝宗赵眘一道敕令召到临安(今杭州)担任灵隐寺的住持,从此开始了他与南宋孝宗赵眘的密切接触。德光住持灵隐寺后,南宋孝宗赵眘多次召见,与他交流参禅体会,甚至将其召入内观堂,留宿五昼夜。次年正月廿四(1177年2月24日),特赐“佛照禅师”的法号。南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南宋孝宗赵眘按照北宋仁宗赵祯优待大觉怀琏禅师的先例,诏令德光归老于宁波阿育王寺。同年五月三十日(6月24日),德光再次被南宋孝宗赵眘召见。

季潭宗泐是元末明初的临济宗名僧,明初先后住持中天竺寺、径山寺、天界寺,担任僧录司右善世,是当时佛教领袖。他撰《献佛乐章》,成为明代国家佛教法会的献佛歌曲;讲经说法,与明太祖唱和诗赋,拒绝还俗为官;奉命注释《心经》等三经,颁行天下;奉使西域取经,招徕藏民朝贡;推动设立僧录司等僧司衙门,管理佛教;推荐释道衍侍燕王朱棣,终致靖难之役;修建寺院,特别是主持徙建天界寺,成为南京三大寺之一;能诗善书,与来复并为明初最有名的诗僧。他既曾受到明太祖多年宠荣,名噪于时,最终又被牵连进胡惟庸谋反案,遭到皇权抛弃。

德光借日僧求法之机,将自己的法脉传至东瀛。日本摄津三宝寺僧人大日能忍,开创“达摩宗”。由于大日能忍没有受过宋朝任何师僧的印可,没有师承,受到别人非难,为此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年),大日能忍因仰慕德光的名声,特派心腹弟子练中、胜辨两人,怀藏自己悟道后所写的诗偈,来到宁波阿育王寺参见德光,请求印证。德光当即对大日能忍的悟语予以印可,付法衣及道号、题赞达磨像、托练中、胜辩二人带回。练中后又让画工画德光之顶相,请德光题赞。此外,德光的法嗣浙翁如琰(也称佛心如琰)也曾传法于日僧道元。

宗泐/临济宗/明太祖/僧录司/道衍

从南宋光宗赵惇绍熙十六年(1189年),南宋孝宗赵眘退位任太上皇,直至南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年),德光多次被太上皇召见。南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径山无准禅师前来参谒。南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年)二月,德光预感自己即将圆寂,同年三月二十日(5月3日)德光早晨起来“集众叙别,皆法门之旨要,无半语他事,索浴更衣,大书云:‘八十三年弥天罪过,末后殷勤尽情说破’,趺坐而逝。”三月三十日(1203年5月13日),弟子们将德光的肉身入龛,容貌如生。

季潭宗泐(1318-1391)是元末明初的一位临济宗名僧,明初曾先后住持中天竺寺、径山寺、天界寺等,官至僧录司右善世,为当时的佛教领袖,对明代佛教乃至政治、社会、文学等都有一定影响。但对于其生平事迹,各种史籍记载多零散,且不乏错误。本文广泛搜罗宗泐史料,排比考证,考察其生平事迹,试图推进明史和中国佛教史研究的进展。①

德光桃李满天下,“得度者一百二十余人,名公贵卿多从师游,海东国人往往望风归散。”其法系有北涧居简、浙翁如琰(也称佛心如琰)、灵隐之善三大系。高徒如云,著名法裔可达五世。例如:再传弟子普济撰有《五灯会元》;三传弟子中有云峰妙高和元叟行端,前者被元世祖孛儿只斤·忽必烈召入问道;后者被元仁宗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赐予“佛日普照慧文正辨禅师”法号。四传弟子楚石梵琦,被元顺帝孛儿只斤·妥[tuǒ]懽[huān]帖睦尔赐予“佛日普照慧辩禅师”法号,明太祖朱元璋将其召入南京说法,被誉为明朝“国初第一等宗师”。五传弟子有文琇、宋濂、西白力金、道衍,文琇在明初奉诏参与编撰《永乐大典》;宋濂以居士身份成为明朝开国功臣;西白力金被元廷赐予“圆通普祐禅师”法号,以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六年(1373年)应诏任蒋山法会主席;道衍则辅佐明成祖成就帝业,授僧录司左善世,明成祖永乐二年(1404年)授太子少师,诏复姓姚,名广孝,既是禅宗高僧,又为全国最高僧官,统领佛教。

一、住持中天竺寺、径山寺,名重江南

北涧居简禅师,据《五灯会元·卷二十》《增集续传灯录·卷一》《续传灯录·卷三十五》《北涧集》记载,居简,俗姓王,号北涧,南宋禅宗高僧,南岳怀让大师第十八世、临济宗第十五世,四川潼川(今四川绵阳三台)人。生于书香门第,后弃之出家了,皈依他家本县广福院圆澄得度,修禅15年,于台州黄岩报恩寺等处弘法,随师佛照德光大师住锡台州黄岩的鸿福寺和瑞岩寺,后隐居杭州飞来峰北涧10年,晚年奉敕旨住杭州净慈寺,著有《北涧集》,有20多篇记载台州佛门及社会现象,尤为黄岩为多。后居简还为台州黄岩瑞岩寺撰写《瑞岩开田燃无尽灯记》。

宗泐,字季潭,号全室。明代史籍一般都记载,其族姓周,父吉甫,母葛氏[1],[2](卷五《大鉴下第二十二世·龙翔笑隐·禅师法嗣·应天府天界季潭全室宗泐禅师》);籍贯或称为临海人[3](卷四七《台州府·仙释》),[4](卷一○四《方外记》),[5](卷一一《台州府·仙释》),[6],[7](闰集《全室禅师泐公》),或称为台州临海人[1],[8](卷一四《泐季泐传》),[2](卷五《大鉴下第二十二世·龙翔笑隐·禅师法嗣·应天府天界季潭全室宗泐禅师》),或泛称为台州人[9]。据《元史》,元代临海县属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台州路[10],因此这些籍贯说法基本是一致的,即宗泐为元代台州路临海人。但是,清人记载说,宗泐并非姓周,亦非临海人。有史籍称:“泐生族甚微,父母俱早卒,寄食贫里,贫里不能善之。”[11](卷一三《季潭泐禅师》)即宗泐从小寄养在别人家,但未言其详。戚学标则指出:“释宗泐季潭,本吾乡陈氏,为临海周姓乞养子。”[12](卷三八《明·方外》查戚学标为浙江太平人[13](卷四八一《戚学标传》),[14](卷一○四《戚学标》》)。再查,元代台州路下无太平县,明代成化年间以台州府下黄岩县太平乡置太平县,“析乐清地益之”[15]。清代太平县辖境未见变动。也就是说,根据清人记载,宗泐为元代台州路属黄岩州或温州路乐清人,其家姓陈,因父母早逝,而为临海周家养子,从周姓。

台州鸿福德升禅师,据《五灯会元·卷十二》《嘉泰普灯录·卷十二》记载,德升,衡阳人也。曾在鸿福寺上堂曰:“诸人恁么上来,堕在见闻觉知。恁么下去,落在动静施为。若也不去不来,正是鬼窟活计。如何道得出身底句?若也道得,则分付拄杖子。若道不得,依而行之。”卓拄杖,下座。

宗泐出生于元延祐五年,据说始生,坐即跏趺,人异之。泰定二年,“宿根不昧,趋本郡天宁寺求佛为师”。时临济宗名僧笑隐大说法其间,宗泐跪拜膝下,大“爱而异之,试以《心经》,脱口成诵”,许为“昏途慧炬”,纳之。大屡易名刹,宗泐皆从侍。天历二年,随大住持建康大龙翔集庆寺。十四岁时,正式薙发出家。“得度数载,藏文世典,咸贯通焉。”[11](卷一三《季潭泐禅师》)二十岁时,受具足戒。他“博咨经典,精求义蕴,律论梵藏,备尽厥旨”[16](卷二《明临安净慈寺沙门释宗泐传》),“日臻玄奥”[2](卷五《大鉴下第二十二世·龙翔笑隐·禅师法嗣·应天府天界季潭全室宗泐禅师》)。大告寂,召徒僧怀渭说:“吾据师位者四十余年,接人非不夥,能弘大慧[宗皋]之道使不坠者,唯汝与宗泐尔。”[17](卷五七《净慈禅师竹庵渭公白塔碑铭》)

台州鸿福子文禅师,据《五灯会元·卷十九》《嘉泰普灯录·卷十五》记载,子文,曾在鸿福寺上堂曰:“不昧不落作么会?会得依前堕野狐。一夜凉风生画角,满船明月泛江湖。”

其后,又参谒另一位临济宗名僧元叟行端于杭州径山,“语合,命掌记室”[2](卷五《大鉴下第二十二世·龙翔笑隐·禅师法嗣应天府天界季潭全室宗泐禅师》)。还台州,寓云峰,隐紫箨,领天宁,“俱以诚悫淳厚之风,化本生之郡,郡人倾信如葵日也”。又侨隐双径,时怀渭居越之宝相寺,遣使迎,宗泐笑却之,“使再至,仅得遗简,踪迹杳然”[11](卷一三《季潭泐禅师》)。人称“元季丧乱,天下汹汹”,宗泐“栖迟山谷,息影潜声,历有年所,而静性弥坚,道行益励”[16](卷二《明临安净慈寺沙门释宗泐传》)。后出世住持泾水西宝胜寺,二十余载,“众废毕举”[18](卷三四八《杂类志·仙释》)。

据明代宋濂《宋学士集·翰苑别集·卷十·住持净持禅寺孤峰德公塔铭》记载,鸿福寺属于南宋“五山、十刹、三十六甲刹、七十二乙刹”之第四等的“乙刹”,瑞岩净土禅寺属于第三等的“甲刹”。南宋理宗赵昀的丞相杜范(118—1245,字成之,号立斋,黄岩北城杜家村人)去世后,鸿福寺为其香灯院(香灯院,又叫“香火院”、功德坟寺等,名称不同,作用相同,祭扫祖先,其实就是设在寺庙的祠堂)。

明洪武元年,升杭州中天竺寺住持。中天竺寺为著名古刹,南宋禅宗“五山十刹”之“十刹”之一,先毁,后经大重建。至是,宗泐来主,“虽当烽燧四警之际,而施为壮阔,交接从容,无少长贵贱,皆得而瞻礼之”,不减大说法时也,人称其“光阐前绩,湖江称美焉”[11](卷一三《季潭泐禅师》)。至洪武四年,迁径山寺,为第五十五代住持[19](卷三《列祖·第五十五代》)。径山寺也是著名古刹,南宋定为禅宗“五山十刹”之首[20]。宋代以来,担任五山住持,“犹仕宦而至将相,为人情之至荣,无复有所增加。缁素之人,往往歆艳之”[17](卷四○《翰苑别集卷十·住持净慈禅寺孤峰德公塔铭》)。

据南宋《嘉定赤城志》记载,南宋是鸿福寺的鼎盛时期,鸿福寺同时下辖多个下院、庵堂,拥有水田2100亩、旱地550亩、山林374亩,僧人达千余人。过去从鸿福寺到黄岩城里走旱路要60华里,路边的田地绝大部分属于鸿福寺,僧人们如在路边大小便,便溺不会落到别人田里。因此有了“便在自田地”一说,说的是鸿福寺寺产之丰富,寺院之兴旺。鸿福寺还在如今澄江临古的三官村设有下院,僧人到黄岩城里办事,无论何时路过此地,都要留宿一晚,因此又有了“早晚三官堂”一说,这句俗语常用来形容无论早晚,都要完成任务的意思。

二、住持天界寺,领袖佛教

明穆宗朱载垕[hòu]隆庆(1567—1572年)年间,当时的县令袁应祺有诗曰:

宗泐在江南佛教界的地位和影响,很快引起明太祖的注意和重视。明太祖认识到佛教具有“阴翊王度”即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因此在对佛教加以整顿和限制的同时,大力保护和提倡佛教[21]。洪武四年冬,太祖召南京天界寺住持西白力金“问鬼神事,诏举高行沙门”。力金举荐了十位“两浙有行学僧”、“江南有道浮屠”,宗泐“居其首”[7](闰集《全室禅师泐公》)。太祖召至京师,馆于天界寺,“对扬称旨”[8](卷一四《泐季泐传》)。洪武五年正月,太祖决定在蒋山寺举办广荐法会。先命宗泐撰《献佛乐章》,既成,进呈,“御署曲名曰《善世》,曰《昭信》,曰《延慈》,曰《法喜》,曰《禅悦》,曰《遍应》,曰《妙济》,曰《善成》,凡八章。敕太常谐协歌舞之,节用之,著为定制”[22](卷2《钦录集》,洪武五年壬子),作为明代国家佛教法会演奏的献佛歌曲。至期,法会程序均伴随《献佛乐章》各章而举行,太祖“服皮弁,搢玉珪,上殿面大雄氏行拜献礼者三,诏集幽爽,引入殿,致参佛之礼,命师升座说法”[8](卷一四《泐季泐传》),即所谓“听法于径山禅师宗泐”[23](卷四《蒋山广荐佛会记》)。宗泐“对鬼神说法”,“超度迷溺”,显然已经成为全国首僧。不久,为力金举荐担任天界寺住持。

历落惭余百里才,登临直为济州来。

天界寺即大龙翔集庆寺,朱元璋攻克南京之初改名。洪武元年,即寺开设善世院,作为全国最高僧司衙门,授天界寺住持觉原慧昙为“演梵善世利国崇教大禅师”,“统诸山释教事”[24](卷一《天界善世禅寺第四代觉原禅师遗衣塔铭》)。因此,天界寺实为明初京师首刹,也是全国首刹。宗泐来主天界寺,成为当时佛教领袖。至洪武十五年四月僧录司成立前,宗泐在天界寺的作为主要有:

雨声暂听松林歇,月影俄惊鹫岭开。

第一,讲经说法,弘传佛教。作为临济宗名僧,宗泐住持天界寺,首要任务是说法弘教。《增集续传灯录》收录其几则上堂说法:“上堂:苦乐逆顺,道在其中。无苦无乐,无逆无顺,道在什么处?卓拄杖云:满堂无限白苹风,明明不在秋江起。上堂:一年十二月,九个月游州猎县,玩水观山,看来有甚了期?安居三个月,正好休去歇去。山僧恁么告报也?是泥里洗土块。遂击拂子:熏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冬至,上堂:一阳来复,万汇昭苏。鲁公台上书云:汉女宫中添线,若作世谛流布,塞壑填沟。更作佛法商量,堕坑落堑。何故?车不横推,理无曲断。上堂:仲冬严寒,天寒人寒。地炉频着火,收足上蒲团。现成有一句,大雪满长安。拍禅床,下座。上堂:说心说性,说妙说玄。总是野狐涎唾,行棒行喝,擎叉舞笋,亦是鬼家活计。卓拄杖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上堂:今朝三月旦,过去已灭,未来未至,现在无住。从无住本,立一切法。击拂子云:大虫舌上打秋千,蟭螟眼中放夜市。”[2](卷五《大鉴下第二十二世·龙翔笑隐·禅师法嗣·应天府天界季潭全室宗泐禅师》)临济家风,活泼体现。

遥睇东瓯浑接壤,漫游清夜且衔杯。

宗泐确实没有辜负师僧大遗言,使“大慧之道”得以“不坠”。人称太祖“命住天界,宠荣之。一时缁白向化,法席鼎盛”。连明太祖都被其吸引,“驾每临幸,或召对内廷,赐茶与膳”[2](卷五《大鉴下第二十二世·龙翔笑隐·禅师法嗣·应天府天界季潭全室宗泐禅师》)。还有的记载说,宗泐等“十大比丘说法禁城,声动朝野”[25](卷三六《天峰禅师语录序》)。学士宋濂赞其像曰:“笑隐[大]之子,晦机[元熙]之孙,具大福德,足以荷担佛法;证大智慧,足以摄伏魔军。悟四喝三玄于弹指,合千经万论于一门。向上关如涂毒鼓,挝之必死;杀活机类金刚剑,触之则奔。屡镇名山,教孚遐迩。诏升京刹,名溢朝绅。夙受记于灵山之会,今简知于万乘之尊。云汉昭回,天章锡和于全帙;宠恩优渥,玉音召对于紫宸。屹中流之砥柱,转大地之法轮,信为十方禅林之领袖,而与古德同道同伦者耶。”[8](卷一四《泐季泐传》)[19](卷三《列祖·第五十五代》)活脱脱描绘出一幅大慧宗杲系临济名僧的形象。

当年献赋诚小草,大陆於今更壮哉。

第二,与明太祖唱和诗赋,拒绝蓄发还俗为官。宗泐不仅深得临济宗旨,而且出入儒学,能诗善文。史载,元末,他“寓意词章,尤精隶古”,金陵名士虞集、黄溍、张翥“皆推重,为方外交”[7](闰集《全室禅师泐公》)。明太祖颇喜诗僧,乐与唱和。宗泐“尝进所精思而刻苦以为最得意之作百余篇”,太祖“一览,不竟日,尽和其韵”。[26](卷七《顾太常谨中诗集序》)

水火无情,据历代《黄岩县志》记载,在清文宗爱新觉罗·旻宁道光年间(1821—1850年),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康熙十五年(1676年)时重修的鸿福寺毁于大火。虽然后来的僧人们重修了5座殿堂,但已远不及原本的规模。

明太祖不拘一格,拔擢精通儒学的僧人,让他们还俗出仕。时僧人还俗被用为高官者,有愿证、正传、克勤、吴印等数人。宗泐“博通古今,儒术深明”,洪武九年春,太祖“命育须发以官之”。当时,宗泐“姑且奉命而不辞”。待至发长数寸,太祖“将召而官之”,宗泐“再辞而求免,愿终世于释门”。太祖嘉叹,“特听而免官,放老山林”,又御制《赐宗泐免官说》赞之。[27](卷一五《赐宗泐免官说》)宗泐体现出名僧风范,为明太祖所称赏。时学士宋濂“精于释”,而宗泐“精于儒”,太祖分别称为“泐秀才”、“宋和尚”。[28]

在离现今鸿福寺不远处的枇杷林中,有古井一口,名曰“甘露井”。 据历代《黄岩县志》记载,甘露井在县西八十里浮山寺(即鸿福寺),旧传有胡僧讲《仁王经》而甘露降,故名。泉宜造茶。这口井曾经是僧人们的主要饮水源,据说大旱不涸,大雨不溢。

第三,受命注释《心经》、《金刚经》、《楞伽经》三经,颁行天下。《心经》等三经是大乘佛教比较重要的三部经典,传入中国后,历代注解甚多,“诸宗欲发明其说,论疏记注,叠叠出焉,然其言说愈多,而般若之心愈晦,况有僻见邪说以害其正,疑误后来者亦已多矣”[29](卷二《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新注演义序》。为了统一佛教界思想,洪武十年十月,太祖“诏天下沙门讲《心经》、《金刚》、《楞伽》三经,命宗泐、如玘等注释颁行”[22](卷二《钦录集》,洪武十年丁巳)。

朝反方向往村子深处走,在路边可以看见一口清澈的水塘。相传这里曾是鸿福寺的放生池,但如今我们看见的样子已经远远不如当初的规模。这口放生池,也叫“万工池”,因为当时动用人力开挖,花费一万工时才完工,由此可见过去的鸿福寺实力雄厚,香火极盛。

次年三月,《心经》、《金刚经》新注成。七月,《楞伽经》注又成。太祖览后,称赞“此经之注,诚为精确,可流布海内,使学者讲习焉”[17](卷六二《新注楞伽经后序》)。道衍也称赞“其文简而当,其旨渊而著,使僧徒习通其义,渔然若冰泮。世之僻见邪说者,塞而不流,是皆一归于正焉”[29](卷二《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新注演义序》)。随后,宗泐奉诏锲于天界寺,颁行天下。

传说鸿福寺的僧人每天进出寺庙打水时,都会见到一条白蛇卧在寺庙前的圆石上,日子久了,蛇有了灵性。一日,一位瑞岩净土禅寺来的高僧释一可大师路过,就问这条蛇要修仙还是要作妖,蛇表示想修仙。于是,一可大师便将手上的戒指放在了蛇的头上。蛇修炼得道后,化而为龙,戒指变成了颈圈,大家就把它称为“小白龙”。后来,鸿福寺僧人不守戒律,遭遇天谴——水淹火烧而毁,小白龙飞往北洋瑞岩净土禅寺护法。再后来,北洋瑞岩净土禅寺毁,小白龙飞往澄江等待时机、真龙出世。遇上天旱时节,村民们就会举行“请龙仪式”,将它请回来,为人们普降甘霖。

宗泐等注释《心经》等三经颁行,有力地促进了佛教诸宗的融合会通,对明代乃至近代佛教都有很大影响。元、明以来,佛教衰微,除禅宗以外,其他各宗多气息奄奄。元代将寺院分为禅、教、律三类,就是针对禅宗以外各宗的衰微而将其归于一类。明太祖分僧人为禅、讲、教,从佛学意义上说也是禅、讲两类(即元代的禅、教两类)。至此,宗泐等注释三经颁行,加速了这一趋势,因为“钦定经典并非各宗派根本经典,使讲僧振兴唐代旧宗派的意识淡薄了。他们多以融合诸宗学说为特色,专弘某一派或某一经的人极少”[30]。禅僧也多兼习讲门,永乐以后,“念佛之法门风靡天下,禅师之兼净业者多”,“形成一代风潮”[31]。诸宗融合会通,成为明代佛学的鲜明特色。至清初以后,一个超脱于宗派之上、自成一体的融合型佛教逐渐形成,成为今天中国汉地佛教的基本形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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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奉使西域取经,招徕藏民朝贡。洪武十一年十二月,太祖“遣僧宗泐等使西域”[33](卷一二一,洪武十一年十二月)。对于这次出使,一些记载说是要求取佛经:“太祖以佛书有遗逸,命师领徒三十人往西域求之”[2](卷五《大鉴下第二十二世·龙翔笑隐·禅师法嗣·应天府天界季潭全室宗泐禅师》);“高帝以慧昙西往之迹未终,欲修之,难其人,泐应旨于洪武丁巳西行”[11](卷一三《季潭泐禅师》)。所谓“慧昙西往之迹未终”,指洪武三年夏,善世禅师、天界寺住持慧昙奉使西域;“洪武丁巳”为洪武十年,显然是“洪武戊午”即洪武十一年之误。或说太祖“又以泐文学畅懋,禅理洞悉,命往西域搜求遗经”[16](卷二《明临安净慈寺沙门释宗泐传》)。似乎还是比较信用他。

从前的鸿福寺,寺前有天灯,常年明亮,寺内有大铜钟,准时敲响。如今的鸿福寺,只有平房两间,难觅僧人踪影。但它留下的传奇色彩始终为后人赞叹,它留下的一景一物,千余年来为人所道,由它衍生的一系列故事更是已经深深地融进了人们的生活里。

其实,间关万里,大漠戈壁,西域取经绝非易事。前述释慧昙奉使西域,布宣明朝“威德”,终示寂于省合剌国。宗泐时年已六十一,受命出使西域,实际上是他犯了罪,明太祖及中书省左丞相胡惟庸用以惩罚他。钱谦益记载说:“泐公初以度牒事论死,诏宥之,往西天取经。”[7](闰集《全室禅师泐公》)后来宗泐说:“惟庸以赃钞事,文致大辟,又因西番之行,绝其车马,欲陷之死地。”[34](卷八十六《跋清教录》)可见,大概宗泐卖度牒得钞,罪当死,明太祖、胡惟庸免其罪,命往西域取经,可能也是希望他像前任慧昙一样命丧于彼。

主编/方飚(特约评论员)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但是,宗泐“不惮烦疲,冒渡流沙,竟达天竺”[16](卷二《明临安净慈寺沙门释宗泐传》)。洪武十四年十二月,他还自西域。史称他“机才敏悟,声入心通,少时便习梵音,能晓呗谊”,因此“翻译《文殊》等经而还”,后“所传者,即此本也”[2](卷五《大鉴下第二十二世·龙翔笑隐·禅师法嗣·应天府天界季潭全室宗泐禅师》)。宗泐西行取得佛经,丰富了中国佛教经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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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在经过藏区阿里时,宗泐还成功地招徕藏人来京朝贡。实录记载,洪武十四年十二月,“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巴者万户府遣使,随宗泐来朝,表贡方物”33(卷一四○,洪武十四年十二月乙卯)。次年二月,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巴者万户府再次“遣使奉表贡方物”[33](卷一四二,洪武十五年二月乙丑)。所谓“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即今西藏阿里地区,他们向朝廷输诚朝贡,表明其地藏人接受了明朝中央的统治,这对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颇有贡献。

此外,宗泐还迁大塔,于城南拨云山建天界寺塔院以安奉,宋濂赞其“深达理、事之不二”,“实与《礼经》吻合”[17](卷五二《广智全悟大禅师迁塔记》)。

三、担任右善世,天威难测

如前所述,洪武元年,设立善世院为全国最高僧司衙门。后善世禅师慧昙奉命出使,寂于域外。洪武七年十一月,太祖授来华的印度密僧板的达撒哈咱失里为善世禅师。至十四年五月,撒哈咱失里寂于南京。十二月,善世院革废[35]。次年四月,明太祖再次设立僧司衙门。其中,中央设立僧录司,“掌天下僧教事”。僧录司设善世、阐教、讲经、觉义各二员,宗泐被任命为右善世。

《明史》称僧录司之设,是太祖听信宠僧言而为之:“帝自践阼后,颇好释氏教,诏征东南戒德僧,数建法会于蒋山,应对称旨者,辄赐金襕袈裟衣,召入禁中,赐与讲论”,“诸僧怙宠者,遂请为释氏创立职官。于是,以先所置善世院为僧录司”。[15](卷一三九《李仕鲁传》)有人称“诸僧怙宠者”,首则宗泐:“太祖汰黜僧、道禁令颇严,其后,以僧宗泐等数至禁中,为所惑。”[36](卷三九《职官十一·憎道录司》)

如果说明朝僧录司之设,是出于宗泐等鼓动,恐怕并不客观。毕竟,随着明太祖提倡佛教和各地战乱平息、生产恢复,佛教有了很快发展,不仅僧人、寺院数量大增,由此带来的问题和弊病也大量出现。善世院革废后,必定要有一个僧司衙门来专门管理佛教,这在历代无不如此。以雄才大略著称的明太祖,也不会因为宠僧“所惑”,而特意设立僧录司等衙门。或者说,僧录司等的设立,是明初太祖为加强对佛教的管理而为之。而宗泐作为佛教领袖,深谙其道,可能在其中起了推动乃至设计谋划的作用。其后,僧录司管理佛教,与明王朝相始终。明人称,太祖“既定鼎金陵,百司庶府而外,建善世诸刹,宏丽冠天下。而又虑苾刍人操异意,凿旁蹊而谬正印也,则设僧录于中以统之。二百年来,其高者归心法镜,而无敢吊诡以畔宗;下者亦谨禀呗诵,而不至毁戒以乱俗”[22](卷一六《凤山天界寺》)。

从担任右善世,到二十四年九月示寂,宗泐职位数经变化,几度浮沉。其间,其事迹可称说者主要有:

其一,讲经说法,弘传佛教。这是其本业,兹不再赘述。

其二,上朝议政,护持佛教。作为右善世,宗泐常接受征召,上朝议政。如,洪武二十四年八月十八日,太祖就曾令人传旨:“着善世、天禧、能仁三寺僧官宗泐等,明早有雨不要来。若无雨天晴,早赴奉天门。”[22](卷二《钦录集》,洪武二十四年)涉及佛教之事,“同官不敢言,惟师力言之”[2](卷五《大鉴下第二十二世·龙翔笑隐·禅师法嗣·应天府天界季潭全室宗泐禅师》)。如,洪武二十四年五月初九,他在奉天门奏:“天界善世禅寺有上元县靖安、湖塾镇及溧阳、溧水等县田地,天禧寺有上[元]、江[宁]二县龙都镇田地,俱自己用钞雇倩人在各处使用,恐官府遇有差役未便。”奉圣旨:“你各寺四县雇倩的人,教不动他。”此后,到洪武二十七年正月,太祖颁布僧人《避趋条例》,遂规定免除寺院徭役:“钦赐田地,税粮全免。常住田地,虽有税粮,仍免杂派,僧人不许充当差役。”[22](卷二《钦录集》,洪武二十四年甲戌)

宗泐正直敢言,得罪了当道。洪武十六年,他“因长官奏事获谴,同往凤阳槎峰建寺”[7](闰集《全室禅师泐公》)。也有史料说,他“留京既久,朝臣党立,间有嫉之者,泐遂退居凤阳之槎峰”[11](卷一三《季潭泐禅师》),又一次遭受皇帝流放式惩罚。

其三,作诗为文,与太祖唱和。宗泐能诗善文,颇多佳作。他尤多与明太祖唱和。洪武十五年八月,马皇后崩,据说临葬期,风雨雷电。太祖甚不乐,召宗泐宣偈。宗泐应声曰:“雨落天垂泪,雷鸣地举哀。西方诸佛子,同送马如来。”[37](卷七八《国朝·高皇帝》)太祖遂转悲为喜,诏赐白金百两。其后,宗泐被贬凤阳三年,太祖思念,诏归天界寺,引见,赐诗有“泐翁去此问谁禅,朝夕常思在目前”[1]之句。

其四,推荐僧道衍侍燕王朱棣。马皇后去世后,明太祖“选高僧侍诸王”,“为诵经荐福”[15](卷一四五《姚广孝传》),并使其“辅诸王”[1],以慈悲为怀,共同维护明王朝统治。僧道衍,字斯道,苏州长洲人。元至正间出家,为相城妙智庵僧。灵应观道士席应真通道法、兵机,道衍“师之,尽得其术”[38](补遗《少师姚广孝事迹》),[1]。道衍“潜心内典,得其闇奥”,也是一位临济宗名僧,又“旁通儒术,至诸子百家无不贯穿”[38](补遗,明成祖《御制推忠报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荣国公姚广孝神道碑》)。太祖命选高僧侍诸王,宗泐推荐了道衍,道衍得以侍燕王朱棣。对此,实录记载:“洪武十五年,僧宗泐荐其学行,命住北平庆寿寺,事上藩邸。”[39](卷一九八,永乐十六年三月戊寅)出乎所有人预料,道衍侍朱棣,不仅没有教以慈悲为怀,维护现存秩序,反而是在建文帝继位后,与朱棣日夜谋划,终而打起“靖难”旗帜,造反推翻了建文帝统治,把朱棣推上皇位,改变了明朝的皇位继承体系和历史发展轨迹。因此,宗泐推荐道衍侍燕王朱棣,客观上对明朝前期政治、社会具有重要影响。

其五,修建寺院,特别是主持徙建天界寺。洪武十六年左右,宗泐遭贬凤阳槎峰,在彼建寺,“三年讫工,敕赐圆通之额”[2](卷五《大鉴下第二十二世·龙翔笑隐·禅师法嗣·应天府天界季潭全室宗泐禅师》)。洪武二十一年,天界寺遇火灾,宗泐“率寺众奏闻”,太祖谕令迁往“虚旷閴寂之地”。宗泐奏准,都城外南城凤山“地旷绝幽邃,林麓茂密,与民居不相接,可建立佛刹”。于是,太祖下令徙建天界寺,“所用一切材料、工佣之费,尽出公帑”[22](卷一六《凤山天界寺》,姚广孝《天界寺毗卢阁碑》)。宗泐直接设计和指挥重建,“凡寺之方向、规制,皆泐所指画也”。工成,太祖“复命泐主之”[22](卷一六《凤山天界寺》,《释宗泐传略》)。重建后的天界寺,“规制弘敞严靓甲诸寺,僧庐幽邃,松竹深通”,“得城南幽胜”[22](卷一六《凤山天界寺》),成为南京三大寺之一,对明代南京乃至全国佛教都有很大影响。

其六,宗泐职官变迁和命运沉浮。洪武十六年左右,宗泐获谴凤阳,右善世、天界寺住持官职全遭褫夺。十九年召回南京后,仍住天界寺。洪武二十一年奏报天界寺火灾时,其身份是“前住持”。徙建天界寺,太祖命宗泐“复主之,以完寺事”[22](卷一六《凤山天界寺》,姚广孝《天界寺毗卢阁碑》)。二十四年,又恢复其右善世职[2](卷五《大鉴下第二十二世·龙翔笑隐·禅师法嗣·应天府天界季潭全室宗泐禅师》)。

但是,很快,宗泐被牵扯进胡惟庸党案。原来,明朝建立后,明太祖为了打击那些权势煊赫的功臣宿将,维护朱家王朝统治,不断掀起大狱大案。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胡惟庸党案、蓝玉党案。中书省左丞相胡惟庸大权在握,独断专行。洪武十三年,太祖以“擅权植党”罪名杀胡惟庸及其党羽,并改革官制,废中书省,在中央设立六部制。其后,明太祖又为胡惟庸党人加上“通倭”、“通虏”和“谋反”等罪名,十余年间不断牵连其他功臣宿将,大加杀戮。洪武二十四年,有僧智聪供出“僧徒爰书交结胡惟庸谋反者凡六十四人”,包括宗泐,说他当年出使西域,胡惟庸“属令说土番举兵为外应”。宗泐被捕,“自招以为惟庸以赃钞事,文致大辟,又因西番之行,绝其车马,欲陷之死地,不得已而从之”。智聪“则以为惟庸与宗泐合谋,故以赃钞诬奏,遣之西行也”。狱定,诸僧“咸服上刑”。唯宗泐,有司“奏当大辟”,太祖命“免死,着做散僧”。案涉六十四名僧人,“咸服上刑”,仅宗泐“一人得宥”。太祖命编《清教录》,记诸僧罪行,“旋命庋藏其版,不令广布”[34](卷八十六《跋清教录》)[7](闰集《全室禅师泐公》)。

其实,据今人研究,起初胡惟庸“擅权植党”是真,后来十余年间不断发现的所谓“通倭”、“通虏”和“谋反”等,都是明太祖罗织和强加的莫须有罪名[40]。胡惟庸当权时,包括宗泐等佛教领袖都会与他有所交往,甚至议论朝政、发发牢骚都是可能的。但很难想象,以宗泐的身份、地位、学养和胡惟庸对他的态度,出使西域,他会去帮助胡惟庸联络番人造反,推翻明王朝。况且,结党谋反事还是在胡惟庸被杀十余年后揭发出来的。不知是智聪诬陷、宗泐被屈打成招,还是所有的罪行招供都是明太祖等人罗织编造,而写成《清教录》?宗泐等一代名僧何以被朱明皇权由尊崇改为抛弃,又何以“涉案”六十四名僧人中唯独宗泐免受刑罚,现在已难知其详。

不久,宗泐“以年老”,被“赐归槎峰”。临别,明太祖说:“寂寞观明月,逍遥对白云,汝其往哉。”[7](闰集《全室禅师泐公)显然,这还是明太祖流放式的“恩赏”。宗泐行至江浦石佛寺,示疾。九月初十,晨起,谓众曰:“人之生灭,如海一沤。沤生沤灭,复归于水。何处非寂灭之地也?”[11]言已,唤侍者,曰:“这个聻?”侍者茫然。宗泐曰:“苦。”[19](卷三《列祖·第五十五代》)遂寂。一个“苦”字,道出了这位临济名僧、佛教领袖的一生体验和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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